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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要去拜访的人姓李,是个台湾人。他既是渔具厂老板,也是位钓具改装大师。老鬼送我那根钓竿,就经他之手改装过,我非常喜欢。
我起了个大早,天不亮就赶到机场,先飞杭州,然后搭乘高铁到桐乡。那个地址我很熟悉,以往常在老鬼的验货单上见,距市区不远。
出了高铁站,见广场上一辆出租车空着,我坐了上去。
也许刚下过雨,天空灰蒙蒙一片。出租车驶离站前广场,经过两个红绿灯路口,便上了宽阔的干道。这条路两边房屋不多,有不少农田。农田由成排的梧桐和笔直的小河,分割成大小不等的矩形小块。那些梧桐树下,全是纵横交错的小道。没多久,我们就拐上了其中一条。
“来出差?”出租车司机是位有着两个大眼泡的中年人,看起来很和善。据说做他们这行的,都很有眼力,看人十有八九不会错。
“算是吧。”我说。
“没带行李?”他明知故问。
“待不了多久,办完事就走。”
“这两年外地来的人少了。前几年多。”
“不景气?”
“好多台资厂都撤了,有些去了西部。”司机摇了摇头说,接着,又转头看了看我,“先生从哪里过来?”
“重庆。”
“哦,四川的。”
“以前是。”我说。
这位好心的司机将我一直送到工厂门口,还给我留了手机号,说是离开时如果需要用车,就打那个电话。
要不了多久我就会知道,若没有这么周到的服务,还真是麻烦。
那家渔具厂跟另一家做包装的企业共享大门,因此没有挂牌。但我一眼就认出右边那排建筑外墙上那只努力追饵的鱼形标志。两排车间式建筑当中,是一片共用场地。场上停着三辆小货车,一辆大货车。不知是刚卸完货,还是正准备装货,那辆大货车旁边,覆盖着防水布的货物堆得像小山一样。
我进去时,院子里正围了一圈穿蓝布工装的人,应该都是厂里的工人。但不知是包装厂的,还是渔具厂的。也许两家的人都有。人群中,还站着两个穿警服的,好像在调查什么情况。
我走过去,站在人群背后,听他们说些什么。
“李总每天都这个时候到厂,9点到10点之间,绝不超过10点。他的时间非常有规律。”一个大嗓门女工说。
“不超过10点。”另一个男的也附和道。
刚听第一句,我就明白了,警方是在调查取证,而且对象很可能就是我这次要找的人。我想先听听,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最近有没有什么人来厂里找他,或是有陌生人在附近转悠?”一位戴眼镜的警官抬起头,向人群里最爱主动回答问题那位女士问。
“咱们天天在车间里埋头干活,这哪儿能知道。这得问黄经理。”那位女士代表大家答道,“我们不知道。”
“不要紧张,问这个没别的目的,只是需要排除一些因素,以便确定只是单纯的车祸。这两天大伙儿多加留意,肇事者都喜欢重返现场。”
还是那位声音洪亮的女士说:“来我们这里的人不多,但最近也有。前天还接待了两位来看货的日本客人。要了解详细情况,还是得问黄经理。”
这时,我跟着大伙儿的视线,注意到人群之外有位个子瘦高,戴着无框眼镜的男士。那人身穿绿色衬衣,里面还穿了件灰色T恤,正在跟一个看上去像是乡镇干部的人讲话。我心里默认,他就是黄经理。
两位警官并不着急,又开导了几句,大伙儿的话这才多起来。
“根据现场脚印,摩托骑手还停下车,去查看了情况。”
“最初可能还是想救人,发现伤者情况严重,才逃逸的吧。”
“早上我听人说,他看见那人骑车跑了。他说以前没见过那人。”
“我也听说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开始还是小声议论,慢慢就变得义愤填膺。最后有个人突然提高音量,仿佛即将指认出那位摩托车骑手似的。
“那是个外地人。”他铿锵有力的说。
听起来,这些工人都具有高超的侦查能力,不仅会分析线索,还能判断现场的脚印。而且他们并非随便说说,因为好几个人这时都在注视着我。最后说话
那人也在看着我,脸上显得颇为得意。
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就是外地人。
*
我已经引起这帮人注意。人群自发散开,并以我为圆心,重新形成一个半包围圈。一位警官上前两步,站在我面前。他没戴眼镜,质疑和警惕从他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里十分自然地流露出来。
我向面前这位警官表明,自己并不是什么摩托车骑手。我是来渔具厂找人办事的,刚下火车,有出租车司机可以作证。“如果不相信,”我坦然自若的对那位警官说,“可以给你们看我的车票。”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足以证明自己清白的重要物证,心里长长松了口气。
“把你的身份证给我。”警官对我说。
我掏出身份证,递给他。
“你来这里找人?”警官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把身份证递还给我。
“我来找渔具厂老板,李总。”
话音刚落,那位刚对我放松警惕的警官,又开始认真打量我。
“把你的身份证给我。”这时,戴眼镜那位警官又对我伸出手。
我不知道他们为何要再次查看证件,却敏感地意识到情况不妙,心里不由有些后悔。明明刚才听他们说话那意思,李总好像是出了什么事,自己干嘛还要说是来找他?可我不知道还能说找谁。我有些不情愿地将身份证再次递出去,心里七上八下。警察办事经常就喜欢这样,先是若无其事地找你要证件,然后就不还给你了,非要跟他们走一趟,折腾半天才能取回。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
戴眼镜的警官对我的身份证进行了登记,又拿出一个电子仪器,把证件放在屏幕上进行扫描。他在那上面看了看,叫我报出来时搭乘的出租车车牌号。我说不记得,但有司机的电话。他就叫我把电话号码报给他。他记下了那位司机的手机号码,然后慢吞吞的问:“说说吧,你来找李总干什么?”
“必须回答吗?”我心里十分生气,语气不由变得强硬起来,“找人是我的私事,我有权利不说。除非你们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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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要去拜访的人姓李,是个台湾人。他既是渔具厂老板,也是位钓具改装大师。老鬼送我那根钓竿,就经他之手改装过,我非常喜欢。
我起了个大早,天不亮就赶到机场,先飞杭州,然后搭乘高铁到桐乡。那个地址我很熟悉,以往常在老鬼的验货单上见,距市区不远。
出了高铁站,见广场上一辆出租车空着,我坐了上去。
也许刚下过雨,天空灰蒙蒙一片。出租车驶离站前广场,经过两个红绿灯路口,便上了宽阔的干道。这条路两边房屋不多,有不少农田。农田由成排的梧桐和笔直的小河,分割成大小不等的矩形小块。那些梧桐树下,全是纵横交错的小道。没多久,我们就拐上了其中一条。
“来出差?”出租车司机是位有着两个大眼泡的中年人,看起来很和善。据说做他们这行的,都很有眼力,看人十有八九不会错。
“算是吧。”我说。
“没带行李?”他明知故问。
“待不了多久,办完事就走。”
“这两年外地来的人少了。前几年多。”
“不景气?”
“好多台资厂都撤了,有些去了西部。”司机摇了摇头说,接着,又转头看了看我,“先生从哪里过来?”
“重庆。”
“哦,四川的。”
“以前是。”我说。
这位好心的司机将我一直送到工厂门口,还给我留了手机号,说是离开时如果需要用车,就打那个电话。
要不了多久我就会知道,若没有这么周到的服务,还真是麻烦。
那家渔具厂跟另一家做包装的企业共享大门,因此没有挂牌。但我一眼就认出右边那排建筑外墙上那只努力追饵的鱼形标志。两排车间式建筑当中,是一片共用场地。场上停着三辆小货车,一辆大货车。不知是刚卸完货,还是正准备装货,那辆大货车旁边,覆盖着防水布的货物堆得像小山一样。
我进去时,院子里正围了一圈穿蓝布工装的人,应该都是厂里的工人。但不知是包装厂的,还是渔具厂的。也许两家的人都有。人群中,还站着两个穿警服的,好像在调查什么情况。
我走过去,站在人群背后,听他们说些什么。
“李总每天都这个时候到厂,9点到10点之间,绝不超过10点。他的时间非常有规律。”一个大嗓门女工说。
“不超过10点。”另一个男的也附和道。
刚听第一句,我就明白了,警方是在调查取证,而且对象很可能就是我这次要找的人。我想先听听,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最近有没有什么人来厂里找他,或是有陌生人在附近转悠?”一位戴眼镜的警官抬起头,向人群里最爱主动回答问题那位女士问。
“咱们天天在车间里埋头干活,这哪儿能知道。这得问黄经理。”那位女士代表大家答道,“我们不知道。”
“不要紧张,问这个没别的目的,只是需要排除一些因素,以便确定只是单纯的车祸。这两天大伙儿多加留意,肇事者都喜欢重返现场。”
还是那位声音洪亮的女士说:“来我们这里的人不多,但最近也有。前天还接待了两位来看货的日本客人。要了解详细情况,还是得问黄经理。”
这时,我跟着大伙儿的视线,注意到人群之外有位个子瘦高,戴着无框眼镜的男士。那人身穿绿色衬衣,里面还穿了件灰色T恤,正在跟一个看上去像是乡镇干部的人讲话。我心里默认,他就是黄经理。
两位警官并不着急,又开导了几句,大伙儿的话这才多起来。
“根据现场脚印,摩托骑手还停下车,去查看了情况。”
“最初可能还是想救人,发现伤者情况严重,才逃逸的吧。”
“早上我听人说,他看见那人骑车跑了。他说以前没见过那人。”
“我也听说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开始还是小声议论,慢慢就变得义愤填膺。最后有个人突然提高音量,仿佛即将指认出那位摩托车骑手似的。
“那是个外地人。”他铿锵有力的说。
听起来,这些工人都具有高超的侦查能力,不仅会分析线索,还能判断现场的脚印。而且他们并非随便说说,因为好几个人这时都在注视着我。最后说话
那人也在看着我,脸上显得颇为得意。
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就是外地人。
*
我已经引起这帮人注意。人群自发散开,并以我为圆心,重新形成一个半包围圈。一位警官上前两步,站在我面前。他没戴眼镜,质疑和警惕从他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里十分自然地流露出来。
我向面前这位警官表明,自己并不是什么摩托车骑手。我是来渔具厂找人办事的,刚下火车,有出租车司机可以作证。“如果不相信,”我坦然自若的对那位警官说,“可以给你们看我的车票。”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足以证明自己清白的重要物证,心里长长松了口气。
“把你的身份证给我。”警官对我说。
我掏出身份证,递给他。
“你来这里找人?”警官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把身份证递还给我。
“我来找渔具厂老板,李总。”
话音刚落,那位刚对我放松警惕的警官,又开始认真打量我。
“把你的身份证给我。”这时,戴眼镜那位警官又对我伸出手。
我不知道他们为何要再次查看证件,却敏感地意识到情况不妙,心里不由有些后悔。明明刚才听他们说话那意思,李总好像是出了什么事,自己干嘛还要说是来找他?可我不知道还能说找谁。我有些不情愿地将身份证再次递出去,心里七上八下。警察办事经常就喜欢这样,先是若无其事地找你要证件,然后就不还给你了,非要跟他们走一趟,折腾半天才能取回。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
戴眼镜的警官对我的身份证进行了登记,又拿出一个电子仪器,把证件放在屏幕上进行扫描。他在那上面看了看,叫我报出来时搭乘的出租车车牌号。我说不记得,但有司机的电话。他就叫我把电话号码报给他。他记下了那位司机的手机号码,然后慢吞吞的问:“说说吧,你来找李总干什么?”
“必须回答吗?”我心里十分生气,语气不由变得强硬起来,“找人是我的私事,我有权利不说。除非你们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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