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舞蹈(1979年2月15日)_亚瑟·乔治·詹宁斯爵士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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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唱片,那是当天刚压出来的热门金曲。你只记得你明天有事要做,伊塞尔达说,哈哈大笑,赶他出门。黄金街上跳恰恰舞的小子穿华达呢长裤和的确良衬衫,想给姑娘们留个好印象,性感的辣妹穿紧身牛仔裤和吊带衫。音响播完“塔木林”乐队,换上一张新唱片,密歇根与斯迈利的新歌,但克里斯托弗有“黑人乌呼噜”乐队的新歌,这东西能屠平舞厅。男孩和女孩身体紧贴,互相缠绕,贝斯线跳上胸口,一屁股坐下。谁把鞭炮带进了舞厅?不,不是鞭炮,而是大雨,砰砰砰地打在铁皮上。但没有人被淋湿,杰奎琳大喊,两颗子弹打穿她的右乳。她的叫声被人群淹没。她回头看了一眼,黑影从海面飘来,冲锋枪开火时迸发出五芒火焰。DJ的脖子挨了一枪,倒在地上。人们奔跑尖叫,踩踏倒下的女孩。一个两个三个人倒下了。更多的人从海面飘来,身披夜色和星光。他们散开成扇形,开始扫荡。杰奎琳翻过铁皮围墙,膝盖弯被割破,她沿着拉德巷奔跑,惨叫依然追赶她。她忘记了胸口还在喷血,倒在小巷中央。两只手扶起她,将她拉走。
子弹像雨点似的落在铁皮上,黄金街的男人只有两把枪。更多的人从海面飘来,地面也有人来,三个出入口全被封死。子弹像雨点似的惊醒了几百英尺外沉睡的警察,他们抓起枪跑向上锁的门。拉斯塔法里教徒无处可去,凶手正在逼近。背后的人纷纷倒下,犹如慢慢涌动的浪涛。胖厄尔倒在地上,鲜血横流。拉斯塔法里教徒趴在还没死透的胖厄尔身上,从头到脚沾上鲜血。枪手跑到他们身边,以为他已经死了,于是朝胖厄尔开枪。枪手从海面撤退。
你绕着中央公园南侧的池塘慢跑。另一个国家,同一帮工作人员,有一瞬间你觉得你像是回到了日出前的牛湾。在黑沙滩上跑步,在瀑布里冲凉,也许踢一会儿足球,为吉利做的早餐酝酿一个好胃口。但你还在纽约,潮湿得能淹死人。你抬高左腿,迈开大步,脚落在土路上,但右腿不肯动弹。你摆动髋部——这他妈是搞什么?——但右腿就是不肯动弹。全凭本能抬腿。不管用。凭借意
志力抬腿。同样不管用。现在你的左腿也不肯动弹了。两条腿像是僵住了,哪怕你用三声他血逼的命令它们动弹。你的朋友从背后过来,你想喊他,但脖子才转动半英寸就卡住了。没法点头说是,没法点头说不。尖叫在从喉咙到嘴唇的路上就消失了。你的身体在倾斜,你无法阻挡。不,不是倾斜,而是倾覆,你无法伸开手臂,止住跌倒。地面首先撞上你的脸。
你在埃塞克斯饭店醒来。手脚恢复了功能,但恐惧依然存在。你太虚弱了,没法下床,你不知道几分钟前他们对你妻子撒谎,把她拦在外面。你醒来,闻到性爱、烟草和威士忌的气味。你看着等着,但没有人在听,没有人在看,也没有人来。你的耳朵醒来,听见朋友给客房增加无数费用,朋友吸掉以英尺计算的白粉,朋友操骨肉皮,朋友操妓女,朋友操朋友,拉斯塔教徒加热可卡因,用神圣的大麻烟斗吸。穿西装的男人,利欲熏心的男人,商人喝着你的酒;你的房间犹如神殿,等待耶稣前来扫除。或者哪个先知。或者某位先知。但你躺在床上,感谢上帝,因为你至少还能转动脖子。布鲁克林小子拿着枪走过,布鲁克林小子裸着jī巴走过,拉斯塔的火花全被浇熄。你没有力气站起来,感觉不到嘴唇去咒骂,因此你只能耳语,请关上门。但没有人听见,埃塞克斯饭店膨胀爆炸,所谓的朋友们跑上第七大道。
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逆反的革命。从玫瑰镇贫民窟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开始,他们站着从学校走(有时候跑)到家,从家到商店,从商店到酒吧。到了中午,所有人都坐下打骨牌,吃午饭,做家庭作业,八卦猪屎巷的贱货。到了下午,所有人都趴在家里的地上。到了晚上,他们从一个房间爬到另一个房间,像垃圾鱼似的在地上吃晚饭。到了夜里,所有人都躺在地毯上,但没有人能睡着。孩子平躺着等待子弹像冰雹似的落在铁皮上。子弹汇成洪流,穿过窗户,打破天花板,在墙壁、镜子、吊顶灯和任何敢站起来的人身上留下洞眼。与此同时,杀死我的人上了电视;迈克尔·曼利和民族党必须确定选举日了。
你在匹兹堡倒下。听见医生说出“瘤”字结尾的词语永远不是好事。你的瘤从脚跳、蹦、蹿到了肝脏、肺部和大脑。他们在曼哈顿用放射线照射你,你的发辫掉落四散。你去迈阿密,然后去墨西哥没能挽救斯蒂夫·麦昆的医院。
11月4日。你妻子在埃塞俄比亚东正教安排了洗礼仪式。没有人知道你现在叫伯哈尼·塞拉西了。你已经是基督徒了。
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金斯敦下城区的墙上:IMF——都是曼利的错。大选定在1980年10月30日。
有人开车带你穿过巴伐利亚,来到靠近德奥边境的地方。森林里像变魔术似的长出一家医院。背后的山顶被冰雪覆盖,像蛋糕上的糖霜。你见到那个高大冷峻的巴伐利亚人,他专门救助毫无希望的病患。他微笑,但眼窝太深,眼睛消失在眉骨的阴影中。癌症就像红色警报,说明整个躯体处于危险之中,他说。感谢上帝,他禁止吃的食物,拉斯塔法里多年前就禁止吃了。一次日出就是一个承诺。
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1980年11月。新的党派赢得大选,杀死我的人带着兄弟们走上讲台,接管这个国家。他等待得太久了,三步并作两步蹿上台阶,结果绊了一下。
巴伐利亚人鞠躬退场。没有人提到希望,他们什么都不说。你在迈阿密,完全没有飞行的记忆。5月11日,你睁开眼睛,你是第一个醒来的(和以前一样),但你看见的只是老妇人青筋突出的双手和瘦骨嶙峋的膝盖。针管刺进你的皮肤,一台塑料机器维持你的生命。你昏昏欲睡,大概是因为药物,但这一次的睡意悄悄爬上你的身体,你知道这一次离开就再也不会回来了。窗外飘来的音乐是不是斯蒂维·旺德的《轰鸣大师》?在纽约市,在金斯敦,两个城市的天空亮如白昼,雷声隆隆,闪电撕破乌云。夏日的闪电,来早了三个月。在曼哈顿醒来的女人,金斯敦坐在门廊上的女人,她们都知道了:你走了。
胶唱片,那是当天刚压出来的热门金曲。你只记得你明天有事要做,伊塞尔达说,哈哈大笑,赶他出门。黄金街上跳恰恰舞的小子穿华达呢长裤和的确良衬衫,想给姑娘们留个好印象,性感的辣妹穿紧身牛仔裤和吊带衫。音响播完“塔木林”乐队,换上一张新唱片,密歇根与斯迈利的新歌,但克里斯托弗有“黑人乌呼噜”乐队的新歌,这东西能屠平舞厅。男孩和女孩身体紧贴,互相缠绕,贝斯线跳上胸口,一屁股坐下。谁把鞭炮带进了舞厅?不,不是鞭炮,而是大雨,砰砰砰地打在铁皮上。但没有人被淋湿,杰奎琳大喊,两颗子弹打穿她的右乳。她的叫声被人群淹没。她回头看了一眼,黑影从海面飘来,冲锋枪开火时迸发出五芒火焰。DJ的脖子挨了一枪,倒在地上。人们奔跑尖叫,踩踏倒下的女孩。一个两个三个人倒下了。更多的人从海面飘来,身披夜色和星光。他们散开成扇形,开始扫荡。杰奎琳翻过铁皮围墙,膝盖弯被割破,她沿着拉德巷奔跑,惨叫依然追赶她。她忘记了胸口还在喷血,倒在小巷中央。两只手扶起她,将她拉走。
子弹像雨点似的落在铁皮上,黄金街的男人只有两把枪。更多的人从海面飘来,地面也有人来,三个出入口全被封死。子弹像雨点似的惊醒了几百英尺外沉睡的警察,他们抓起枪跑向上锁的门。拉斯塔法里教徒无处可去,凶手正在逼近。背后的人纷纷倒下,犹如慢慢涌动的浪涛。胖厄尔倒在地上,鲜血横流。拉斯塔法里教徒趴在还没死透的胖厄尔身上,从头到脚沾上鲜血。枪手跑到他们身边,以为他已经死了,于是朝胖厄尔开枪。枪手从海面撤退。
你绕着中央公园南侧的池塘慢跑。另一个国家,同一帮工作人员,有一瞬间你觉得你像是回到了日出前的牛湾。在黑沙滩上跑步,在瀑布里冲凉,也许踢一会儿足球,为吉利做的早餐酝酿一个好胃口。但你还在纽约,潮湿得能淹死人。你抬高左腿,迈开大步,脚落在土路上,但右腿不肯动弹。你摆动髋部——这他妈是搞什么?——但右腿就是不肯动弹。全凭本能抬腿。不管用。凭借意
志力抬腿。同样不管用。现在你的左腿也不肯动弹了。两条腿像是僵住了,哪怕你用三声他血逼的命令它们动弹。你的朋友从背后过来,你想喊他,但脖子才转动半英寸就卡住了。没法点头说是,没法点头说不。尖叫在从喉咙到嘴唇的路上就消失了。你的身体在倾斜,你无法阻挡。不,不是倾斜,而是倾覆,你无法伸开手臂,止住跌倒。地面首先撞上你的脸。
你在埃塞克斯饭店醒来。手脚恢复了功能,但恐惧依然存在。你太虚弱了,没法下床,你不知道几分钟前他们对你妻子撒谎,把她拦在外面。你醒来,闻到性爱、烟草和威士忌的气味。你看着等着,但没有人在听,没有人在看,也没有人来。你的耳朵醒来,听见朋友给客房增加无数费用,朋友吸掉以英尺计算的白粉,朋友操骨肉皮,朋友操妓女,朋友操朋友,拉斯塔教徒加热可卡因,用神圣的大麻烟斗吸。穿西装的男人,利欲熏心的男人,商人喝着你的酒;你的房间犹如神殿,等待耶稣前来扫除。或者哪个先知。或者某位先知。但你躺在床上,感谢上帝,因为你至少还能转动脖子。布鲁克林小子拿着枪走过,布鲁克林小子裸着jī巴走过,拉斯塔的火花全被浇熄。你没有力气站起来,感觉不到嘴唇去咒骂,因此你只能耳语,请关上门。但没有人听见,埃塞克斯饭店膨胀爆炸,所谓的朋友们跑上第七大道。
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逆反的革命。从玫瑰镇贫民窟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开始,他们站着从学校走(有时候跑)到家,从家到商店,从商店到酒吧。到了中午,所有人都坐下打骨牌,吃午饭,做家庭作业,八卦猪屎巷的贱货。到了下午,所有人都趴在家里的地上。到了晚上,他们从一个房间爬到另一个房间,像垃圾鱼似的在地上吃晚饭。到了夜里,所有人都躺在地毯上,但没有人能睡着。孩子平躺着等待子弹像冰雹似的落在铁皮上。子弹汇成洪流,穿过窗户,打破天花板,在墙壁、镜子、吊顶灯和任何敢站起来的人身上留下洞眼。与此同时,杀死我的人上了电视;迈克尔·曼利和民族党必须确定选举日了。
你在匹兹堡倒下。听见医生说出“瘤”字结尾的词语永远不是好事。你的瘤从脚跳、蹦、蹿到了肝脏、肺部和大脑。他们在曼哈顿用放射线照射你,你的发辫掉落四散。你去迈阿密,然后去墨西哥没能挽救斯蒂夫·麦昆的医院。
11月4日。你妻子在埃塞俄比亚东正教安排了洗礼仪式。没有人知道你现在叫伯哈尼·塞拉西了。你已经是基督徒了。
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金斯敦下城区的墙上:IMF——都是曼利的错。大选定在1980年10月30日。
有人开车带你穿过巴伐利亚,来到靠近德奥边境的地方。森林里像变魔术似的长出一家医院。背后的山顶被冰雪覆盖,像蛋糕上的糖霜。你见到那个高大冷峻的巴伐利亚人,他专门救助毫无希望的病患。他微笑,但眼窝太深,眼睛消失在眉骨的阴影中。癌症就像红色警报,说明整个躯体处于危险之中,他说。感谢上帝,他禁止吃的食物,拉斯塔法里多年前就禁止吃了。一次日出就是一个承诺。
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1980年11月。新的党派赢得大选,杀死我的人带着兄弟们走上讲台,接管这个国家。他等待得太久了,三步并作两步蹿上台阶,结果绊了一下。
巴伐利亚人鞠躬退场。没有人提到希望,他们什么都不说。你在迈阿密,完全没有飞行的记忆。5月11日,你睁开眼睛,你是第一个醒来的(和以前一样),但你看见的只是老妇人青筋突出的双手和瘦骨嶙峋的膝盖。针管刺进你的皮肤,一台塑料机器维持你的生命。你昏昏欲睡,大概是因为药物,但这一次的睡意悄悄爬上你的身体,你知道这一次离开就再也不会回来了。窗外飘来的音乐是不是斯蒂维·旺德的《轰鸣大师》?在纽约市,在金斯敦,两个城市的天空亮如白昼,雷声隆隆,闪电撕破乌云。夏日的闪电,来早了三个月。在曼哈顿醒来的女人,金斯敦坐在门廊上的女人,她们都知道了:你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