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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年有贴春联的习俗，每逢春节，各家各户便把各式各样喜气、吉祥的春联贴到门上，而古代士大夫家庭或农村中的绅士阶层的门户上往往贴着这样一副对联： 耕读传家久，
诗书济世长。
农耕社会的特色，儒家文化的浸润，渗透于字里行间。
曾国藩也是秉持这样的持家之道。他自己从先辈“半耕半读”的家风中成长起来，又结合自己治学、为官的人生经验，进一步发扬了耕读传家的传统。他与妻子欧阳夫人一起，勤俭持家，教子育女，在封建社会末叶的残阳夕照中，形成了一道独具特色的士大夫治家图景。
欧阳夫人是曾国藩的结发妻子，也是他的老师欧阳凝祉的女儿。婚后与曾国藩育有三子五女，长子曾纪第早夭，实际活在世上的有七个。欧阳夫人早年在湘乡老家，道光二十年（1840年）携子纪泽进京与曾国藩团聚。在北京的十二年中，生下五个女儿：纪静、纪耀、纪琛、纪纯、纪芬，以及第三个儿子纪鸿。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离京，欧阳夫人带领子女回到老家，在乡下持家教子十余年，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才随居曾国藩官邸。
欧阳夫人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她自从嫁入曾家门，便秉承丈夫的意愿，亲自操持家务，纺纱织布，烧菜煮饭，克勤克俭，毫无怨言。曾国藩虽然长期身在军旅，后又总督两江，经手的银钱何止千百万，但他以廉洁自律，“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欧阳夫人在家的生活远不像一般高官家庭那样宽裕。
同治九年（1870年）十一月初三，曾国藩在南京两江总督任上总结自己的修身持家之道，归纳为“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四条，作为教育子侄的重要家训。其主要精神是：“慎独则心安”。中国古代儒家代表人物都讲究“慎独”，并把此作为修身的基本要求之一。曾国藩推崇理学，并被人视为理学大师，他认为只有做到慎独，也即当游离于“组织”和“集体”之外时仍能一如既往地以儒家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才能求得心灵的安静宁谧和修养的浸润升华。现在人们讲要在独处时“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受得起挫折”，也是同样的意思。曾子有言“问心无愧”，孟子有言“俯仰天地，不愧不怍”、“养心莫善于寡欲”，都是注重通过慎重独处时的言行名节来修养身心、历练品性。林则徐有一副名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无欲则刚”四字恰是慎独的最高境界。
“主敬则身强”。曾国藩把“敬”作为儒家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之一，指出，孔子以“敬”教人，程、朱诸子则千言万语不离此一要旨。“主敬”的功夫，更可以使身体强健。对内守静至纯，对外恭谨严肃，是“敬”的功夫；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是“敬”的气象；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是“敬”的效验。内心有所敬重，有所畏惧，则能临事神悚、气振，不敢懈怠，身体因之变得强健。
“求仁则人悦”。曾国藩则把追求“仁”作为赢得人们真诚信任和拥戴的条件。他指出，每个人都是“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百姓与世间万物，均同出一源，如果只知自私和利己，不知为他人着想，不知仁民爱物，则违背了天性人情。至于为人“父母官”者，肩承拯民溺、济民困的职责，更应汲汲以求仁、教人以求仁，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命，方能不负圣贤教化、君王信用。如此，则能虽成事显达，而任劳任怨，天下人众望所归，谁会不拥戴他呢？
“习劳则神钦”。这是说，耐得住辛苦，习惯劳作的人，连神仙都要钦敬。古人说“业精于勤，荒于嬉”，又说“成由勤俭败由奢”，一勤天下无难事，莫向光阴惰寸功。若为自己着想，则一定要操习技艺，磨练筋骨，遇到疑难困惑则努力学习和实践，而后才可以“动心韧性”，长于才识，“增益其所不能”。为天下着想，则一定要吃苦受累忍饥挨饿，以普及勤劳习性和教化广大民众为己任，极勤以救民，极俭以奉身。所以君子欲成为人神信赖之人，关键一着莫过于勤劳。
曾国藩这四条齐家之道，与他一贯所主张的“八宝”、“五箴”、“十二日课”等的内核是一致的，无外乎勤、俭、敬、恕等内涵。他要求以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以期有成焉”。相似的，曾国藩还说，吾教子弟不离“三致祥”，即：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纸上得来终觉浅。曾国藩不仅在书信中指点曾家子弟不忘修身齐家，更是在实践上模范带头，并时时监督子侄们的落实情况。他告诉儿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又说，“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又叮嘱主持家事的二弟曾国潢，“吾家子侄，人人须以勤俭二字自勉，庶几长保盛美”。曾国藩在前线，唯恐其弟在家为他买田置屋，“则寸心大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并特意给国潢交代：“弟若听我，我便感激尔；弟若不听我，我便恨尔”，“望贤弟千万无陷我于恶。”1867年，当他听说家中修整宅第用度铺张的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接腊月二十五日家信，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屋既如此，以后诸事奢侈，不问可知。大官之家子弟，无不骄奢淫逸者，忧灼曷已！”
曾国藩对儿子有很高的期望。无论是学业，还是生活，他都是一一点拨。在读书上，要求他们“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每当看到儿子在信中向他请教学问，就非常欢喜，并耐心地予以解答；还要求儿子在回信中对他的解答谈谈体会，如咸丰九年（1859年）给曾纪泽的一封信中提到：“吾前一信答尔所问者三条，一字中换笔，一‘敢告马走’，一注疏得失，言之颇详，尔来禀何以并未提及？以后凡接我教尔之言，宜条条禀复，不可疏略。”
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的，但他对儿子的教育却很灵活。两个儿子科举之路不顺利，连举人都未考中。曾国藩鼓励他们读有用之书，习有用之学，而不要... -->>
中国过年有贴春联的习俗，每逢春节，各家各户便把各式各样喜气、吉祥的春联贴到门上，而古代士大夫家庭或农村中的绅士阶层的门户上往往贴着这样一副对联： 耕读传家久，
诗书济世长。
农耕社会的特色，儒家文化的浸润，渗透于字里行间。
曾国藩也是秉持这样的持家之道。他自己从先辈“半耕半读”的家风中成长起来，又结合自己治学、为官的人生经验，进一步发扬了耕读传家的传统。他与妻子欧阳夫人一起，勤俭持家，教子育女，在封建社会末叶的残阳夕照中，形成了一道独具特色的士大夫治家图景。
欧阳夫人是曾国藩的结发妻子，也是他的老师欧阳凝祉的女儿。婚后与曾国藩育有三子五女，长子曾纪第早夭，实际活在世上的有七个。欧阳夫人早年在湘乡老家，道光二十年（1840年）携子纪泽进京与曾国藩团聚。在北京的十二年中，生下五个女儿：纪静、纪耀、纪琛、纪纯、纪芬，以及第三个儿子纪鸿。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离京，欧阳夫人带领子女回到老家，在乡下持家教子十余年，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才随居曾国藩官邸。
欧阳夫人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她自从嫁入曾家门，便秉承丈夫的意愿，亲自操持家务，纺纱织布，烧菜煮饭，克勤克俭，毫无怨言。曾国藩虽然长期身在军旅，后又总督两江，经手的银钱何止千百万，但他以廉洁自律，“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欧阳夫人在家的生活远不像一般高官家庭那样宽裕。
同治九年（1870年）十一月初三，曾国藩在南京两江总督任上总结自己的修身持家之道，归纳为“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四条，作为教育子侄的重要家训。其主要精神是：“慎独则心安”。中国古代儒家代表人物都讲究“慎独”，并把此作为修身的基本要求之一。曾国藩推崇理学，并被人视为理学大师，他认为只有做到慎独，也即当游离于“组织”和“集体”之外时仍能一如既往地以儒家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才能求得心灵的安静宁谧和修养的浸润升华。现在人们讲要在独处时“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受得起挫折”，也是同样的意思。曾子有言“问心无愧”，孟子有言“俯仰天地，不愧不怍”、“养心莫善于寡欲”，都是注重通过慎重独处时的言行名节来修养身心、历练品性。林则徐有一副名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无欲则刚”四字恰是慎独的最高境界。
“主敬则身强”。曾国藩把“敬”作为儒家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之一，指出，孔子以“敬”教人，程、朱诸子则千言万语不离此一要旨。“主敬”的功夫，更可以使身体强健。对内守静至纯，对外恭谨严肃，是“敬”的功夫；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是“敬”的气象；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是“敬”的效验。内心有所敬重，有所畏惧，则能临事神悚、气振，不敢懈怠，身体因之变得强健。
“求仁则人悦”。曾国藩则把追求“仁”作为赢得人们真诚信任和拥戴的条件。他指出，每个人都是“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百姓与世间万物，均同出一源，如果只知自私和利己，不知为他人着想，不知仁民爱物，则违背了天性人情。至于为人“父母官”者，肩承拯民溺、济民困的职责，更应汲汲以求仁、教人以求仁，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命，方能不负圣贤教化、君王信用。如此，则能虽成事显达，而任劳任怨，天下人众望所归，谁会不拥戴他呢？
“习劳则神钦”。这是说，耐得住辛苦，习惯劳作的人，连神仙都要钦敬。古人说“业精于勤，荒于嬉”，又说“成由勤俭败由奢”，一勤天下无难事，莫向光阴惰寸功。若为自己着想，则一定要操习技艺，磨练筋骨，遇到疑难困惑则努力学习和实践，而后才可以“动心韧性”，长于才识，“增益其所不能”。为天下着想，则一定要吃苦受累忍饥挨饿，以普及勤劳习性和教化广大民众为己任，极勤以救民，极俭以奉身。所以君子欲成为人神信赖之人，关键一着莫过于勤劳。
曾国藩这四条齐家之道，与他一贯所主张的“八宝”、“五箴”、“十二日课”等的内核是一致的，无外乎勤、俭、敬、恕等内涵。他要求以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以期有成焉”。相似的，曾国藩还说，吾教子弟不离“三致祥”，即：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纸上得来终觉浅。曾国藩不仅在书信中指点曾家子弟不忘修身齐家，更是在实践上模范带头，并时时监督子侄们的落实情况。他告诉儿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又说，“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又叮嘱主持家事的二弟曾国潢，“吾家子侄，人人须以勤俭二字自勉，庶几长保盛美”。曾国藩在前线，唯恐其弟在家为他买田置屋，“则寸心大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并特意给国潢交代：“弟若听我，我便感激尔；弟若不听我，我便恨尔”，“望贤弟千万无陷我于恶。”1867年，当他听说家中修整宅第用度铺张的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接腊月二十五日家信，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屋既如此，以后诸事奢侈，不问可知。大官之家子弟，无不骄奢淫逸者，忧灼曷已！”
曾国藩对儿子有很高的期望。无论是学业，还是生活，他都是一一点拨。在读书上，要求他们“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每当看到儿子在信中向他请教学问，就非常欢喜，并耐心地予以解答；还要求儿子在回信中对他的解答谈谈体会，如咸丰九年（1859年）给曾纪泽的一封信中提到：“吾前一信答尔所问者三条，一字中换笔，一‘敢告马走’，一注疏得失，言之颇详，尔来禀何以并未提及？以后凡接我教尔之言，宜条条禀复，不可疏略。”
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的，但他对儿子的教育却很灵活。两个儿子科举之路不顺利，连举人都未考中。曾国藩鼓励他们读有用之书，习有用之学，而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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