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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自己到河南台工作是一件很荒谬的事。当时台里发到网上的招聘启事非常简约，简约到没有地址和邮编。而我仍一心想留北京，只在信封上草草填了“河南电视台人事科（收）”便随便塞了份简历寄了出去。
过了一段时间，人事科的姐姐打来电话说：“来面试吧。”
于是我找衣服、整行李把寝室弄得鸡飞狗跳。最后挑了件绿衬衣，穿得像根葱似的连夜赶到了郑州。
由于我妈坚持认为郑州非常“迷人”怕我走丢，她和我爸决定到郑州跟我会合。一见到我她就说：“呀，这么穿太像纯情少女了。来，看我给你买的t恤。”换上之后，对着镜子我就想：“为了不像纯情少女就非得打扮成妇女主任吗。”
该“妇女主任”当天下午就去参加了面试。
面试的考官组成非常复杂，对面坐了一排人。我用常识判断，最中间的是主考官，旁边不时插话的是副考官。最边上那人不吱声，还笑我走的时候找不到楼梯。恩，他肯定官最小。
面试的内容却异常简单，只是做自我介绍，介绍完了就完了。我心想，哪有这么简单的面试，这下是真完了。
因为还要参加中国银行的招聘考试，我又连夜赶回北京。
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事科的姐姐又打来电话说：“你被录取了。”
“单位有宿舍吗？”
“没有。”
“有食堂吗？”
“没有。”
“试用期刷人吗？”
“似乎应该不刷吧。”
苍天有眼，看在我为了面试两天两夜没合眼的份上，终于让我找到了一份工作。
1
其实，郑州一点也不迷人，无论是城市魅力，还是城市格局。
那是一座乏善可陈的城市，灰头土脸，毫无特色；有历史却没有历史感。除了二七塔基本看不到历史遗迹，除非掘地三尺。布局规整到乏味，南北路叫“经”东西路称“纬”按顺序用数字标号，比如“经一路”、“经三路”、“纬一路”等等。剩下的路名以“红专路”为代表都又红又专，严重缺乏诗意，比如“农业路”、“丰产路”、“红旗路”这座城市怎么看都像是建国后的新兴城市。若不是专家严密论证，真不敢相信它是历史悠久的古都。
众多大街小巷也有不少不守规矩的。火车站附近一片混乱自不必说，最典型的是人民路。斜成那个样子还敢堂而皇之地标“南北方向”“脸皮”真是厚得可以。当年，洛阳路旁遮天蔽日的法国梧桐形成了我对那个城市最初的好感，而郑州于第一时间打动我的也正是人民路两旁繁茂的法国梧桐。后来我这点小趣味被一个同事知道了，她还特意带我到一条种满法国梧桐的路上吃饭。是否因为这件小事就从此把她当了亲人，我已经记不清了。
在我对郑州有限的地理知识里“花园路”的路名就算最文艺的了，而让我成为一名“准文艺工作者”的河南电视台就在花园路的边上。
电视台那个很像侧门的正门正对一条小街。在我刚工作的那几个月，那条街正在翻修。晴天到处是土，雨天遍地是泥。街上仅有的几家饭店基本上都很破“广电餐厅”的菜又慢又烂，连负责接待明星的“歌乐山辣子鸡”都脏乱到让人忍无可忍。相比之下，去“静雅香粥”或“阿曼餐吧”吃饭都能称得上是小资情调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电视台开阔的大院。公共汽车停靠在河南台附近的那一站叫“省广播电视中心”因此我一直以为这个大院里一定还有电台或广电局的人员办公，过了很久才确定整个大院都是河南台的天下。
电视台的办公楼从外部看其貌不扬，而内部刚装修，干净漂亮。来面试的时候，我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东张西望。只为仔细观察电视台气派的大厅。
刚来的时候，有领导跟我们说，这是一个庞大的机构，谁也无法轻易改变它。
这的确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众多部门分布在大楼的各个角落，各司其职，有序运转。人员也多得可怕，下班高峰时四部电梯供不应求，等电梯那工夫从楼梯走下去都绰绰有余。
种种迹象告诉我，也告诉别人，这是个大单位，也是个好单位。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既然是大单位，就具备所有大单位具备的一切特点；而我所在的办公室，也和其他办公室一样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分别。
2
被分到频道后，事实证明，我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主考官是我们总监，副考官是我们副总监，而那个“官最小的”是我们副台长。
办公室在七楼。因为是小频道，一间大办公室足矣。办公室是卡座式的，隔板使每个人抬头时都只能看到其他人的眼睛。办公室的气氛总是吊诡的，而隔板恰恰成就了也印证了这种吊诡。办公室的吊诡就在于光明的地方都是磊落的。
那是一个新频道，而新频道也不等于一张白纸。
从频道初创到开播再到平稳运转，办公室的气氛逐渐发生着变化。开始大家都那么矜持着，办公室平静而冷清。后来慢慢熟了，就聊些“哪个副台长更帅”这种无厘头的问题，然后得出“每个副台长都比正台长帅”这种更无厘头的结论。
我至今都记得刚到那间办公室时的细节。有同事在看康熙来了，我就凑过去调侃蔡康永；有同事在看一包装公司给央视做的宣传片，我也过去凑热闹，她站在过道一边，我站在过道另一边；还有同事当时坐在我身后的某个角落，我也曾小心翼翼地和她开过玩笑，可并不会想到日后会和她熟到没大没小的地步。
在外人眼里，在电视台工作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上班时间可以名正言顺地看电视。虽然事实的确是这样，而电视台的人当然不会觉得这是一项福利。处于工作需要我们已经看了太多电视，好看的、不好看的，想看的、不想看的。办公室有两台电视，从早吵吵到晚，我想看会书都不行。频道刚创建的时候，工作进展极为缓慢，同事们都处于充电阶段，闲暇的时候，不是看电视就是翻杂志、上网。每天中午都有一众女员工急着打开电视收看人鱼小姐，而我也顺便在每天上午的暑期经典剧场复习了一部分红楼和三国，还把五月槐花香认真看了一遍。
随着频道的开播，办公室渐渐繁忙起来，也渐渐热闹起来。大家的办公桌也由空空荡荡变得杂乱拥挤，摆满了诸如编辑部值班表、节目编排单、广告串编单、频道电话号码之类的文件。各部门尤其是编辑部忙起来的时候，都无法按时下班，午饭常常就在办公室解决了。办公室开始有牛肉面飘香，也时有蛋黄派在各卡座间飞来飞去。更有甚者，一个同事从机房做完节目回来已是下午两三点，没吃午饭的她饿得跟狼似的在每个办公桌上翻找食物。
我们这些新来的大学生都不把办公室仅仅当作一个工作地点。一些人没有恋人，另一些人即便有也不在身边。于是我们一天到晚泡在办公室，晚上就把办公室改为娱乐中心，看碟、上网、看电视、打电话。经常到很晚办公室还灯火通明、热闹非凡。后来这批人纷纷被调离频道，爱泡办公室的也只剩我一人。我租的房子就在电视台斜对面，离单位近得离谱，这个便利条件也纵容我每天离开办公室的时间越来越晚。我在办公室看碟、看书、写东西。我们老总家离单位也很近，他也喜欢在单位呆到很晚，每次走的时候都过来问一句：“还不走啊。”
我慌忙答：“马上就走，马上就走。”
爱泡办公室出了名，有一次齐老师还夸我呢“真是好孩子，天天待办公室。”我说：“哪儿啊，就是一没人要的孩子。”
家里没暖气，冬天最冷的时候，要不是考虑到女孩子生活有种种不便，我都想支张床睡办公室了。我显然不恰当地把办公室当成了家，这便是我无法摆正自己位置的根源。
3
在一个既像行政机关又像大公司的事业单位里，同事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或许是因为我太在乎，向办公室投入了太多的感情，所以不能接受那个简单的答案：同事就是一起做事的人。大家只是在各自的位置上做着自己该做的事。然而同事关系又是极其微妙的，而正是这种微妙才促成了办公室时而明亮时而幽暗，时而温暖时而冰冷的吊诡气氛。
同事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多。朝夕相处使彼此实在太过熟悉，熟到能辨认每个人的声音、每个人的字迹，甚至几个朋友的脚步声。只记得一个同事性子急、走路快，一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就知道是她来了。
我一直都搞不清楚，离开那间办公室后深深的寂寞和空虚，是缘于熟悉而产生的习惯，还是缘于熟悉而滋生的感情。
在成长的过程中，总有过来人教导我们说，中学同学没有小学同学贴心，大学同学没有中学同学亲近，而同事之间根本别指望做朋友。这些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而事实上我们一路走来也从未孤单。在同事中也能收获友情，在电视台封闭的环境中，很多人还收获了爱情，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在电视台短暂的旅程中，我很幸运地得到了几个肝胆相照的朋友，她们可以在我难过时毫不犹豫地上前安慰；可以在我生病时，不计时间精力地陪我寻医问药，使单身的我不至于病死都没人知道。而有些朋友保持距离时尚可感觉温暖，一旦靠得太近，就因为那浑身的倒刺，让人亲近也疼，疏远也疼。
对每月六百块试用期工资而言，半年的试用期实在有些漫长。在这半年间，我们这批新来的大学生作为扶贫对象常被老师们请吃饭，蹭饭是那半年我的主要活动。在食堂尚未建成，健身中心还供应午餐的时候，健身中心的咖喱鸡饭成了请客吃饭的首选。还记得一个同事用没来得及消费的储值卡余额请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同事吃饭时，我们戏称她为“大善人”；而后来我为了吃这位“大善人”请的一顿匹萨，竟然放弃了当时专程来看我的老妈为我做好的面条。
我已记不清总共蹭了老师们多少顿饭，只记得那个夏天都弥漫着咖哩鸡饭的味道。
刘震云在小说单位里写下了他的名言，大意是，人这一生所要对付的，不过就是身边那几个人。把这几个人摆平了，人生的许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这句话对于我这样的普通员工来说更是无比正确。单位再大，和我有关系的不过那几个人。高兴了，开心了，是因为那几个人；生气了，添堵了，还是因为那几个人。
我回忆着与那几个人相处的点点滴滴，而那间办公室里发生的一切何尝不是无法捡拾的一地鸡毛。
4
电视台职员的气质大致介于文艺界人士与白领之间。之所以称自己是“准文艺工作者”是因为在电视台工作与在纸媒工作还有所不同。电视节目，包括新闻节目具有很大的表演性，娱乐节目、文艺节目尤甚。虽然我很赞同张绍刚所说：“所有的节目其实都是新闻节目”的观点，但我感觉在非正统新闻节目的编导、主持人还是更像艺人而非新闻工作者。所以有时我会对朋友开玩笑说自己已经是“圈里人”了。
电视工作者与观众之间因为荧屏的阻隔而充满了神秘感，这是一份头戴光环的职业。而在电视台内部是感觉不到这份神秘感和荣耀的，电视工作的最大价值——表面价值就这样在电视台内部被消解了。大家在机房辛苦编片的时候自然对自己头上的光环熟视无睹。当我在辞职之后痛定思痛，才发现所谓“表面光鲜”、所谓“看起来是好单位”也是一种无形资产，也是这份工作社会地位的体现。
“圈里人”自然是句玩笑话，这行离文艺界很近倒是真的。在电视台，不经意间就会被星光闪了眼睛。一次我要去机房，路过化妆间时，瞥见一人有些像台湾主持人徐乃麟，走回去仔细看了看，果然是他。还有一次，在演播室大厅，我见到了懒汉相亲里的村长――赵连甲，他是著名小品编导，要不是怕同事笑我老土，我差点就冲上去管他要签名了。若不是在电视台工作，我自然不会有机会对许巍说：“我帮你拎吉他吧。”也不会有机会发现英壮其实没电视上显得那么高。
台里的主持人更不用说。我见到那位当年很红的主持人时，虽没有想象中激动，但仍觉得那是“有意义的一天”还有一位已退居二线的主持人，当年的地位大致相当于河南台的“孙晓梅”我见到她时，如何也想不通小时候为什么会觉得她洋气。
也正是这种近距离让我对文艺界迅速感到厌倦。文艺界和时尚界一样，都是肤浅和浮躁的。朱德庸说：“任何表面光鲜的东西，其内里都是加倍破败的。”说“加倍破败”过于刻薄了，庸常倒是真的。和艺人打交道也是和人打交道，做电视也是普天之下普通工作之一种，我相信电视工作者都不会觉得自己的工作多么的好玩儿，多么刺激。只会觉得和这世界上的大部分人一样，过着波澜不惊的平淡生活。
而无论圈里圈外如何指责电视是多么的没文化，它毕竟是一项文化产业。正因为它和文化息息相关，我在辞职时才那么难以抉择。说到底，自己骨子里还是个文艺青年。也正因为我常标榜自己对文化的不懈追求，老师们才戏称我为“文化人”
至少做电视的都是一些挺有文化的人，你看我们经常在办公室讨论的都是“齐秦有没有私生子”这种有文化的问题。其实同事们最常聊的还是电影。当时我狂批神话“得罪”了一拨人，痛骂无极又“得罪”了一拨人，到看千里走单骑的时候，我观点骑墙，，这下倒好“得罪”了两拨人。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这种氛围，十个人里九个是文艺青年，还剩一个，是文学青年。就因为报考郑州中院的时候觉得与我同时报考的人不够文艺，我才向我妈哭诉说我不想考了。她当然骂了我一顿，说，你以为都像电视台啊。
而如此文艺的我，在经历了长期的无所事事之后，被分到了最不文艺的广告部。
5
这当然是我始料未及的。学的是法律，报的是采编，最后却分到了广告部。我再一次感受到了人生的荒谬。
那是我第一次产生辞职的念头。
我跟我们头儿唐老师说：“我干不了这个，您饶了我吧。”唐老师当然劝我不要局限自己，先干起来试试看。我也劝自己要干一行爱一行，但还是不行，领导要我们看的那本电视广告营销我一个字也看不下去，看见“成本”啊、“收益”啊，我头都打了。
那时正值盛夏，办公室的空调太凉，我常到露台上“暖和暖和”也顺便透气。趴在栏杆上，望着一片片楼群，我在想自己还要不要留在这个城市，还要不要留在河南电视台。后来我想明白了，我志不在此，报纸杂志的经济版从来都跳过不看，更没想过要从事和钱打交道的工作。从此我对这份工作便只是消极应对，有活儿就干，没活儿就一心准备司考或者干脆歇着。
在电视台不干电视总是一件郁闷的事。尖刻的说，就好像一个一心想进电影剧组的人被安排作了茶水或司机，不仅自己尴尬，家人都对我的职位安排感到难以启齿。
在广告部的那两个月几乎无事可做，除了写频道宣传策划书和为频道画册撰文。
写策划的时候，大家把能想到的宣传手段全写进去，我们幻想着频道一开播铺天盖地都是我们的频道宣传广告，让所有观众无处遁逃。这无疑是异想天开，频道的经济实力只能实现策划书的一小部分。不过即便如此，我也感受到了广告的威力。当时我一上出租车就听见广播里传来我们的宣传语。而即使我到城南考试也依然能看到公共汽车上我们主持人的照片。那时候满脑子都是广告，还落下了职业病，到现在一看见空白广告牌都想给我们头儿打电话。
写广告词的任务则让我深刻体会到，把写作兴趣变成工作是一件万分痛苦的事，尤其是写自己不感兴趣的体裁。
在广告部的每一天都很难熬，总盼着周末早点来，好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周五晚上心情总是格外轻松，而趴在露台栏杆上的我，看着郑州的夜色又格外茫然。不是没有跑过调动，总因为找不到关键人物，远水不解近渴而作罢，而我又没有勇气直接去找领导谈自己的想法。其实这才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
那时我决定对电视台的工作完全放弃，不再想调动的事，全力考研。
而正当我复习备考之时，有一天领导突然把我叫过去，说：
“把你调编辑部你没意见吧。”
6
编辑部是最自由又最繁忙的部门。好处是不用签到，早晨可以优哉游哉地晃到办公室，然后苦难就开始了。
中午人家去吃饭了，我们在加班；晚上人家回家了，我们在加班；周末人家休息了，我们还在加班；春节前人家都准备过年了，我们在疯狂地加班。要是晚上十点以后办公室还有人，一般都是编辑部的。
编辑部忙的时候反而唱空城计。因为编辑们都正奋战在非线机房、单编机房、演播室等战斗第一线，还剩下一两个编辑在办公室默默地绞尽脑汁找话题，默默地自己做道具。我们头儿则默默地看录像带――审我们的节目，经常就默默地睡着了自己也不知道。我们的敬业从来都很低调。
编辑们的胃都是铁打的，很少有人能准点吃饭，拿来充饥的通常是成都小吃的包子，以至于后来我一闻见包子味儿就想吐。长期这样，胃就饿伤了，能感觉到饿，可看见食物一口都吃不下。
机房不让喝水，经常就那么渴着。想着这个节目做完了就出去喝水，结果一拖再拖，拖到渴得抓狂才起身。
也很少有人能按时回家，加半岛晚上十点、十二点在正常不过，熬到凌晨两三点也不足为奇，熬过通宵的大有人在。
熬下来的结果就是，很多编辑都面有菜色满脑子都是干活儿干活儿，忙到没有心思去想节目这么做对不对路，整日以“剪片工”自居。
编辑部最热闹的时候就属开会了，挨个看节目，看完讨论节目该如何改进。讨论结果是，大众媒体就要补遗余力地满足大众趣味，我们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娱乐”而实际上编辑们仍旧是既“不会娱乐”又“不敢娱乐”纵然钟老师、齐老师等老编辑的节目做得非常好，无奈河南台整体的节目制作水平还非常落后，我们的节目根本无法与最优秀的娱乐节目相比。在进编辑部之前，我总觉得节目应该在放开一点，我若做了编导如何如何，然而等自己上手了才发现人往往是眼高手低。电视编辑仅有一颗文艺的心是不够的，还要有足够娴熟的技术去实现自己天才的创意。而我在心理上对技术问题总有种抵触和恐惧，所以我在犹豫了一下之后才对领导说：“没意见没意见。”
7
突如其来的工作调动让我辞职的念头开始动摇，我一下觉得干上了自己想干的工作就没必要再折腾了。再加上刚到编辑部工作还没理顺，忙得死去活来，于是轻率地作出了放弃考研的决定。
刚好那时候有稿酬不菲的杂志向我约稿，清韵书院网站也张罗着要给我开专栏，很多事情轻易地就遂了心愿，一时间我都觉得自己开始时来运转了，走了几年的坎坷路也该结束了。
后来的经历证明，这一切都是镜花水月。网上的专栏倒是开了，本以为唾手可得的丰厚稿酬却因为我的文风不合他们杂志的要求而化为泡影，电视编导的工作也和我想像的大相径庭。
电视编导常以白领的名义干蓝领的活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编导还担负着购进节目的串编工作，这是完全的体力劳动，琐碎磨人。而且稍不留神出了差错就必须承担责任。编辑们的神经不得不绷德很紧，尤其是面对河南台那仅有的四台叫人崩溃的imx下载机。
第一次下载的时候，由于不知道下载到最后如果出了问题该如何处理，只能重下，结果那次一共下了三遍才大功告成。因为长时间占用下载机还差点和卫视一编辑吵起来。
因为要编的节目太多，我常用一个小纸箱装录像带，搬着它飞奔于机房和办公室之间。那会儿我发自肺腑地觉得自己是一个搬运工。我的口号是，我不在办公室就在机房，不在机房就在去机房的路上。
这个频道也许为观众提供了一道盛宴，但对于个人发展而言，它并不是一个良好的平台。早在我刚到频道时，就有人提到放弃话语权的问题，在一个不播新闻，几乎没有原创节目的频道里，做得再好也不过是个高级编辑而已。
再者，和现在所有缺乏传帮带传统的单位一样，频道虽然给了我们足够多的锻炼机会，却没有给我们足够系统的训练。只经过简单的培训就直接扔到前线。（据说还有十分恶劣的频道，对新人不管不问，任其自生自灭。）即便所有的老编辑都对我们这些新手很好，一直热心地帮助我们，但这和手把手的师徒关系毕竟不同。刚做编辑的时候，我面对一大堆没用过的机器和没碰到过的技术问题，真的感觉非常无助。
还记得第一次编节目，不会的东西实在太多，只能向身边的一个同事求救，她就趴在我背后帮我做蓝场。那情形我到现在都清晰地记得，她后来帮我改节目，教我做导播的情形，我也一直清晰地记得。
无休止的重复劳动造成的结果就是，到我要离开电视台的时候，才悲哀地发现，相比我干过的那么多活儿，自己学到的东西是那么少，对电视的规律基本上还是一无所知。
2005年11月18日。频道开播。
台里专门办了一台开播晚会。那台晚会若从观众的角度看，不过是一台不失省台水准的晚会，谈不上完美无缺，而那天我不是一名观众，而是那场庆典的当事人。当红绸从巨大的频道首日封模型上飘落、主持人宣布频道正式开播时，我以及频道许多人的内心都有些激动，那台晚会让我们感觉到自己是在开创一份光荣的事业。那时，对这份事业的所有质疑和怨言全都不值一提。
那台晚会触动我的并不仅止于此。当时我坐在观众席的前排，我们的主持人在候场时离我非常近，可是那短短的距离却决定了耀眼和黯淡的分野。那些平日里和我在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一旦走上舞台，走到水银灯下便如明星般光芒四射。而那耀眼的光芒只有在现场才能那样强烈低感受到。
我曾迷过一部其实不怎么样的电视剧――新闻小姐。故事的最后“高曙光”说：“我贪恋水银灯下的辉煌。”而我当时想的是，如果说电视事业不过是些浮华，那么我恰恰贪恋这些浮华。
那天，我决定留下来。
8
离水银灯最近的地方自然是演播室。去过演播室的人都知道，演播室通常杂乱无章，到处是各种设备的电线。演播室的地板一般也不怎么干警，但当水银灯亮起的时候，这所有的瑕疵都被水银灯的光芒掩盖，观众看到的只是鲜亮的电视画面。而观众看不到的，是主持人放在演播室台子后面的鞋子、稿子还有用来补装的一面很“八十年代”的破镜子；观众也看不到导播喊停之后主持人相互调侃的好玩情景，看不到编导因为主持人的口误在导播间狂笑而主持人一脸茫然，更看不到一遍遍重来的乏味和水银灯熄灭、曲终人散时的落寞和疲惫。
做编导前看着同事在导播间指挥若定总羡慕那份一切尽在掌握的神气，而做了编导才知道，更多时候自己只能感到一切不在掌握的狼狈。
刚开始不会切换，被那三个按钮折磨得录节目前总睡不好。录的时候生怕切错，而导播台欺生，越怕切错越是手忙脚乱，等真正熟练了，即使一时镜头没跟上也能很快补救。何况镜头对准谁本来就无所谓对错。那时，头儿就对我说：“春节晚会十几台机器，人家导演都能切换得那么准确。咱们只有三台机器，没事，练练就好了。”
频道实行作坊式的运作模式，一个编导从头到尾负责一期节目，所以经常能看到我在导播间和演播室跑来跑去。和主持人商量话题的走向时，我就是执行导演；调机器时，我就是个蹩脚的摄像；摆弄那盆花时，我就是道具；而搬东西、清理演播室时，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场工。只有当录像机开始走带子，我倒数五秒喊“开始”时，我才觉得自己是个导演。
做了导演才知道，导演真的可以什么都不那么精通，但一定要有决断力。哪怕我是个新手，经验丰富的主持人也需要我决定这一条是通过还是重来，因为主持人在演播室里看不到自己的表现，被水银灯烤着，又听不到导播间里的人在说什么。他们很无助，因此导演的鼓励对他们而言是如此重要，于是我也像所有的导演一样，在每一段录完之后都会说一句：“特别好特别好。”
有好几次我妈来看我的时候，我都接到主持人或嘉宾打来电话跟我商量第二天录节目的事。我或者跟主持人解释我的稿子的意图，或者劝嘉宾“别紧张，放松一点”也许打电话的时候颇有些运筹帷幄的样子，这让我妈觉得我正在做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情，她为此而感到欣慰。
很遗憾我在电视台工作的时间太短，连直播都没经历过，也无从体验那份紧张以及紧张之余的成就感。不过我们录像的工作节奏之快、工作流程之紧凑也近乎直播。在以前经验不足的时候，碰到过带子不够用的情况，只能气喘吁吁地跑回办公室取带子。有时候觉得，电视工作者就是一个个抱着带子狂奔的青春身影。
9
而这些青春身影就在电视事业前进的步伐中被消磨殆尽。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做电视的都是年轻人，在机房里耗尽青春的那些花儿如今散落在何处。不仅是电视业，所有的媒体都在迅速榨干从业者的精力和才情。于是媒体工作者的才智全线枯竭，几近崩溃。而拥有众多想法的受众跃跃欲试却无缘用自己的才华拯救媒体从业者于水火之中。我想这便是传媒最大的尴尬和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均衡。
我们的烦恼就在于如何找出那么多话题去填充一个一天九档的谈话节目。就像纸媒的编辑记者不断引用天涯网友的言论填充自己的文章，我们也不断从网上搜寻材料并将其搬上荧屏。此时我依然觉得自己是一个搬运工。慢慢地，网上的东西也搬得差不多了，我们就陷入了绝望。
有话题要谈，没有话题制造话题也要谈。
回首我做过的那么多期节目，谈过的话题有“电视剧”、“郭德纲”、“菁菁校园”、“圣诞节”等等，我也做过妇女节专题，而当看到新周刊那期“女人生猛”的专题后，我便觉得自己基本上可以去撞死了。因为新周刊制造话题的能力实在太强，每期的话题、文章题目乃至小标题都那么炫目。尽管你看完一百多页也发现不了一篇好文... -->>
引子
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自己到河南台工作是一件很荒谬的事。当时台里发到网上的招聘启事非常简约，简约到没有地址和邮编。而我仍一心想留北京，只在信封上草草填了“河南电视台人事科（收）”便随便塞了份简历寄了出去。
过了一段时间，人事科的姐姐打来电话说：“来面试吧。”
于是我找衣服、整行李把寝室弄得鸡飞狗跳。最后挑了件绿衬衣，穿得像根葱似的连夜赶到了郑州。
由于我妈坚持认为郑州非常“迷人”怕我走丢，她和我爸决定到郑州跟我会合。一见到我她就说：“呀，这么穿太像纯情少女了。来，看我给你买的t恤。”换上之后，对着镜子我就想：“为了不像纯情少女就非得打扮成妇女主任吗。”
该“妇女主任”当天下午就去参加了面试。
面试的考官组成非常复杂，对面坐了一排人。我用常识判断，最中间的是主考官，旁边不时插话的是副考官。最边上那人不吱声，还笑我走的时候找不到楼梯。恩，他肯定官最小。
面试的内容却异常简单，只是做自我介绍，介绍完了就完了。我心想，哪有这么简单的面试，这下是真完了。
因为还要参加中国银行的招聘考试，我又连夜赶回北京。
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事科的姐姐又打来电话说：“你被录取了。”
“单位有宿舍吗？”
“没有。”
“有食堂吗？”
“没有。”
“试用期刷人吗？”
“似乎应该不刷吧。”
苍天有眼，看在我为了面试两天两夜没合眼的份上，终于让我找到了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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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郑州一点也不迷人，无论是城市魅力，还是城市格局。
那是一座乏善可陈的城市，灰头土脸，毫无特色；有历史却没有历史感。除了二七塔基本看不到历史遗迹，除非掘地三尺。布局规整到乏味，南北路叫“经”东西路称“纬”按顺序用数字标号，比如“经一路”、“经三路”、“纬一路”等等。剩下的路名以“红专路”为代表都又红又专，严重缺乏诗意，比如“农业路”、“丰产路”、“红旗路”这座城市怎么看都像是建国后的新兴城市。若不是专家严密论证，真不敢相信它是历史悠久的古都。
众多大街小巷也有不少不守规矩的。火车站附近一片混乱自不必说，最典型的是人民路。斜成那个样子还敢堂而皇之地标“南北方向”“脸皮”真是厚得可以。当年，洛阳路旁遮天蔽日的法国梧桐形成了我对那个城市最初的好感，而郑州于第一时间打动我的也正是人民路两旁繁茂的法国梧桐。后来我这点小趣味被一个同事知道了，她还特意带我到一条种满法国梧桐的路上吃饭。是否因为这件小事就从此把她当了亲人，我已经记不清了。
在我对郑州有限的地理知识里“花园路”的路名就算最文艺的了，而让我成为一名“准文艺工作者”的河南电视台就在花园路的边上。
电视台那个很像侧门的正门正对一条小街。在我刚工作的那几个月，那条街正在翻修。晴天到处是土，雨天遍地是泥。街上仅有的几家饭店基本上都很破“广电餐厅”的菜又慢又烂，连负责接待明星的“歌乐山辣子鸡”都脏乱到让人忍无可忍。相比之下，去“静雅香粥”或“阿曼餐吧”吃饭都能称得上是小资情调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电视台开阔的大院。公共汽车停靠在河南台附近的那一站叫“省广播电视中心”因此我一直以为这个大院里一定还有电台或广电局的人员办公，过了很久才确定整个大院都是河南台的天下。
电视台的办公楼从外部看其貌不扬，而内部刚装修，干净漂亮。来面试的时候，我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东张西望。只为仔细观察电视台气派的大厅。
刚来的时候，有领导跟我们说，这是一个庞大的机构，谁也无法轻易改变它。
这的确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众多部门分布在大楼的各个角落，各司其职，有序运转。人员也多得可怕，下班高峰时四部电梯供不应求，等电梯那工夫从楼梯走下去都绰绰有余。
种种迹象告诉我，也告诉别人，这是个大单位，也是个好单位。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既然是大单位，就具备所有大单位具备的一切特点；而我所在的办公室，也和其他办公室一样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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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分到频道后，事实证明，我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主考官是我们总监，副考官是我们副总监，而那个“官最小的”是我们副台长。
办公室在七楼。因为是小频道，一间大办公室足矣。办公室是卡座式的，隔板使每个人抬头时都只能看到其他人的眼睛。办公室的气氛总是吊诡的，而隔板恰恰成就了也印证了这种吊诡。办公室的吊诡就在于光明的地方都是磊落的。
那是一个新频道，而新频道也不等于一张白纸。
从频道初创到开播再到平稳运转，办公室的气氛逐渐发生着变化。开始大家都那么矜持着，办公室平静而冷清。后来慢慢熟了，就聊些“哪个副台长更帅”这种无厘头的问题，然后得出“每个副台长都比正台长帅”这种更无厘头的结论。
我至今都记得刚到那间办公室时的细节。有同事在看康熙来了，我就凑过去调侃蔡康永；有同事在看一包装公司给央视做的宣传片，我也过去凑热闹，她站在过道一边，我站在过道另一边；还有同事当时坐在我身后的某个角落，我也曾小心翼翼地和她开过玩笑，可并不会想到日后会和她熟到没大没小的地步。
在外人眼里，在电视台工作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上班时间可以名正言顺地看电视。虽然事实的确是这样，而电视台的人当然不会觉得这是一项福利。处于工作需要我们已经看了太多电视，好看的、不好看的，想看的、不想看的。办公室有两台电视，从早吵吵到晚，我想看会书都不行。频道刚创建的时候，工作进展极为缓慢，同事们都处于充电阶段，闲暇的时候，不是看电视就是翻杂志、上网。每天中午都有一众女员工急着打开电视收看人鱼小姐，而我也顺便在每天上午的暑期经典剧场复习了一部分红楼和三国，还把五月槐花香认真看了一遍。
随着频道的开播，办公室渐渐繁忙起来，也渐渐热闹起来。大家的办公桌也由空空荡荡变得杂乱拥挤，摆满了诸如编辑部值班表、节目编排单、广告串编单、频道电话号码之类的文件。各部门尤其是编辑部忙起来的时候，都无法按时下班，午饭常常就在办公室解决了。办公室开始有牛肉面飘香，也时有蛋黄派在各卡座间飞来飞去。更有甚者，一个同事从机房做完节目回来已是下午两三点，没吃午饭的她饿得跟狼似的在每个办公桌上翻找食物。
我们这些新来的大学生都不把办公室仅仅当作一个工作地点。一些人没有恋人，另一些人即便有也不在身边。于是我们一天到晚泡在办公室，晚上就把办公室改为娱乐中心，看碟、上网、看电视、打电话。经常到很晚办公室还灯火通明、热闹非凡。后来这批人纷纷被调离频道，爱泡办公室的也只剩我一人。我租的房子就在电视台斜对面，离单位近得离谱，这个便利条件也纵容我每天离开办公室的时间越来越晚。我在办公室看碟、看书、写东西。我们老总家离单位也很近，他也喜欢在单位呆到很晚，每次走的时候都过来问一句：“还不走啊。”
我慌忙答：“马上就走，马上就走。”
爱泡办公室出了名，有一次齐老师还夸我呢“真是好孩子，天天待办公室。”我说：“哪儿啊，就是一没人要的孩子。”
家里没暖气，冬天最冷的时候，要不是考虑到女孩子生活有种种不便，我都想支张床睡办公室了。我显然不恰当地把办公室当成了家，这便是我无法摆正自己位置的根源。
3
在一个既像行政机关又像大公司的事业单位里，同事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或许是因为我太在乎，向办公室投入了太多的感情，所以不能接受那个简单的答案：同事就是一起做事的人。大家只是在各自的位置上做着自己该做的事。然而同事关系又是极其微妙的，而正是这种微妙才促成了办公室时而明亮时而幽暗，时而温暖时而冰冷的吊诡气氛。
同事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多。朝夕相处使彼此实在太过熟悉，熟到能辨认每个人的声音、每个人的字迹，甚至几个朋友的脚步声。只记得一个同事性子急、走路快，一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就知道是她来了。
我一直都搞不清楚，离开那间办公室后深深的寂寞和空虚，是缘于熟悉而产生的习惯，还是缘于熟悉而滋生的感情。
在成长的过程中，总有过来人教导我们说，中学同学没有小学同学贴心，大学同学没有中学同学亲近，而同事之间根本别指望做朋友。这些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而事实上我们一路走来也从未孤单。在同事中也能收获友情，在电视台封闭的环境中，很多人还收获了爱情，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在电视台短暂的旅程中，我很幸运地得到了几个肝胆相照的朋友，她们可以在我难过时毫不犹豫地上前安慰；可以在我生病时，不计时间精力地陪我寻医问药，使单身的我不至于病死都没人知道。而有些朋友保持距离时尚可感觉温暖，一旦靠得太近，就因为那浑身的倒刺，让人亲近也疼，疏远也疼。
对每月六百块试用期工资而言，半年的试用期实在有些漫长。在这半年间，我们这批新来的大学生作为扶贫对象常被老师们请吃饭，蹭饭是那半年我的主要活动。在食堂尚未建成，健身中心还供应午餐的时候，健身中心的咖喱鸡饭成了请客吃饭的首选。还记得一个同事用没来得及消费的储值卡余额请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同事吃饭时，我们戏称她为“大善人”；而后来我为了吃这位“大善人”请的一顿匹萨，竟然放弃了当时专程来看我的老妈为我做好的面条。
我已记不清总共蹭了老师们多少顿饭，只记得那个夏天都弥漫着咖哩鸡饭的味道。
刘震云在小说单位里写下了他的名言，大意是，人这一生所要对付的，不过就是身边那几个人。把这几个人摆平了，人生的许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这句话对于我这样的普通员工来说更是无比正确。单位再大，和我有关系的不过那几个人。高兴了，开心了，是因为那几个人；生气了，添堵了，还是因为那几个人。
我回忆着与那几个人相处的点点滴滴，而那间办公室里发生的一切何尝不是无法捡拾的一地鸡毛。
4
电视台职员的气质大致介于文艺界人士与白领之间。之所以称自己是“准文艺工作者”是因为在电视台工作与在纸媒工作还有所不同。电视节目，包括新闻节目具有很大的表演性，娱乐节目、文艺节目尤甚。虽然我很赞同张绍刚所说：“所有的节目其实都是新闻节目”的观点，但我感觉在非正统新闻节目的编导、主持人还是更像艺人而非新闻工作者。所以有时我会对朋友开玩笑说自己已经是“圈里人”了。
电视工作者与观众之间因为荧屏的阻隔而充满了神秘感，这是一份头戴光环的职业。而在电视台内部是感觉不到这份神秘感和荣耀的，电视工作的最大价值——表面价值就这样在电视台内部被消解了。大家在机房辛苦编片的时候自然对自己头上的光环熟视无睹。当我在辞职之后痛定思痛，才发现所谓“表面光鲜”、所谓“看起来是好单位”也是一种无形资产，也是这份工作社会地位的体现。
“圈里人”自然是句玩笑话，这行离文艺界很近倒是真的。在电视台，不经意间就会被星光闪了眼睛。一次我要去机房，路过化妆间时，瞥见一人有些像台湾主持人徐乃麟，走回去仔细看了看，果然是他。还有一次，在演播室大厅，我见到了懒汉相亲里的村长――赵连甲，他是著名小品编导，要不是怕同事笑我老土，我差点就冲上去管他要签名了。若不是在电视台工作，我自然不会有机会对许巍说：“我帮你拎吉他吧。”也不会有机会发现英壮其实没电视上显得那么高。
台里的主持人更不用说。我见到那位当年很红的主持人时，虽没有想象中激动，但仍觉得那是“有意义的一天”还有一位已退居二线的主持人，当年的地位大致相当于河南台的“孙晓梅”我见到她时，如何也想不通小时候为什么会觉得她洋气。
也正是这种近距离让我对文艺界迅速感到厌倦。文艺界和时尚界一样，都是肤浅和浮躁的。朱德庸说：“任何表面光鲜的东西，其内里都是加倍破败的。”说“加倍破败”过于刻薄了，庸常倒是真的。和艺人打交道也是和人打交道，做电视也是普天之下普通工作之一种，我相信电视工作者都不会觉得自己的工作多么的好玩儿，多么刺激。只会觉得和这世界上的大部分人一样，过着波澜不惊的平淡生活。
而无论圈里圈外如何指责电视是多么的没文化，它毕竟是一项文化产业。正因为它和文化息息相关，我在辞职时才那么难以抉择。说到底，自己骨子里还是个文艺青年。也正因为我常标榜自己对文化的不懈追求，老师们才戏称我为“文化人”
至少做电视的都是一些挺有文化的人，你看我们经常在办公室讨论的都是“齐秦有没有私生子”这种有文化的问题。其实同事们最常聊的还是电影。当时我狂批神话“得罪”了一拨人，痛骂无极又“得罪”了一拨人，到看千里走单骑的时候，我观点骑墙，，这下倒好“得罪”了两拨人。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这种氛围，十个人里九个是文艺青年，还剩一个，是文学青年。就因为报考郑州中院的时候觉得与我同时报考的人不够文艺，我才向我妈哭诉说我不想考了。她当然骂了我一顿，说，你以为都像电视台啊。
而如此文艺的我，在经历了长期的无所事事之后，被分到了最不文艺的广告部。
5
这当然是我始料未及的。学的是法律，报的是采编，最后却分到了广告部。我再一次感受到了人生的荒谬。
那是我第一次产生辞职的念头。
我跟我们头儿唐老师说：“我干不了这个，您饶了我吧。”唐老师当然劝我不要局限自己，先干起来试试看。我也劝自己要干一行爱一行，但还是不行，领导要我们看的那本电视广告营销我一个字也看不下去，看见“成本”啊、“收益”啊，我头都打了。
那时正值盛夏，办公室的空调太凉，我常到露台上“暖和暖和”也顺便透气。趴在栏杆上，望着一片片楼群，我在想自己还要不要留在这个城市，还要不要留在河南电视台。后来我想明白了，我志不在此，报纸杂志的经济版从来都跳过不看，更没想过要从事和钱打交道的工作。从此我对这份工作便只是消极应对，有活儿就干，没活儿就一心准备司考或者干脆歇着。
在电视台不干电视总是一件郁闷的事。尖刻的说，就好像一个一心想进电影剧组的人被安排作了茶水或司机，不仅自己尴尬，家人都对我的职位安排感到难以启齿。
在广告部的那两个月几乎无事可做，除了写频道宣传策划书和为频道画册撰文。
写策划的时候，大家把能想到的宣传手段全写进去，我们幻想着频道一开播铺天盖地都是我们的频道宣传广告，让所有观众无处遁逃。这无疑是异想天开，频道的经济实力只能实现策划书的一小部分。不过即便如此，我也感受到了广告的威力。当时我一上出租车就听见广播里传来我们的宣传语。而即使我到城南考试也依然能看到公共汽车上我们主持人的照片。那时候满脑子都是广告，还落下了职业病，到现在一看见空白广告牌都想给我们头儿打电话。
写广告词的任务则让我深刻体会到，把写作兴趣变成工作是一件万分痛苦的事，尤其是写自己不感兴趣的体裁。
在广告部的每一天都很难熬，总盼着周末早点来，好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周五晚上心情总是格外轻松，而趴在露台栏杆上的我，看着郑州的夜色又格外茫然。不是没有跑过调动，总因为找不到关键人物，远水不解近渴而作罢，而我又没有勇气直接去找领导谈自己的想法。其实这才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
那时我决定对电视台的工作完全放弃，不再想调动的事，全力考研。
而正当我复习备考之时，有一天领导突然把我叫过去，说：
“把你调编辑部你没意见吧。”
6
编辑部是最自由又最繁忙的部门。好处是不用签到，早晨可以优哉游哉地晃到办公室，然后苦难就开始了。
中午人家去吃饭了，我们在加班；晚上人家回家了，我们在加班；周末人家休息了，我们还在加班；春节前人家都准备过年了，我们在疯狂地加班。要是晚上十点以后办公室还有人，一般都是编辑部的。
编辑部忙的时候反而唱空城计。因为编辑们都正奋战在非线机房、单编机房、演播室等战斗第一线，还剩下一两个编辑在办公室默默地绞尽脑汁找话题，默默地自己做道具。我们头儿则默默地看录像带――审我们的节目，经常就默默地睡着了自己也不知道。我们的敬业从来都很低调。
编辑们的胃都是铁打的，很少有人能准点吃饭，拿来充饥的通常是成都小吃的包子，以至于后来我一闻见包子味儿就想吐。长期这样，胃就饿伤了，能感觉到饿，可看见食物一口都吃不下。
机房不让喝水，经常就那么渴着。想着这个节目做完了就出去喝水，结果一拖再拖，拖到渴得抓狂才起身。
也很少有人能按时回家，加半岛晚上十点、十二点在正常不过，熬到凌晨两三点也不足为奇，熬过通宵的大有人在。
熬下来的结果就是，很多编辑都面有菜色满脑子都是干活儿干活儿，忙到没有心思去想节目这么做对不对路，整日以“剪片工”自居。
编辑部最热闹的时候就属开会了，挨个看节目，看完讨论节目该如何改进。讨论结果是，大众媒体就要补遗余力地满足大众趣味，我们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娱乐”而实际上编辑们仍旧是既“不会娱乐”又“不敢娱乐”纵然钟老师、齐老师等老编辑的节目做得非常好，无奈河南台整体的节目制作水平还非常落后，我们的节目根本无法与最优秀的娱乐节目相比。在进编辑部之前，我总觉得节目应该在放开一点，我若做了编导如何如何，然而等自己上手了才发现人往往是眼高手低。电视编辑仅有一颗文艺的心是不够的，还要有足够娴熟的技术去实现自己天才的创意。而我在心理上对技术问题总有种抵触和恐惧，所以我在犹豫了一下之后才对领导说：“没意见没意见。”
7
突如其来的工作调动让我辞职的念头开始动摇，我一下觉得干上了自己想干的工作就没必要再折腾了。再加上刚到编辑部工作还没理顺，忙得死去活来，于是轻率地作出了放弃考研的决定。
刚好那时候有稿酬不菲的杂志向我约稿，清韵书院网站也张罗着要给我开专栏，很多事情轻易地就遂了心愿，一时间我都觉得自己开始时来运转了，走了几年的坎坷路也该结束了。
后来的经历证明，这一切都是镜花水月。网上的专栏倒是开了，本以为唾手可得的丰厚稿酬却因为我的文风不合他们杂志的要求而化为泡影，电视编导的工作也和我想像的大相径庭。
电视编导常以白领的名义干蓝领的活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编导还担负着购进节目的串编工作，这是完全的体力劳动，琐碎磨人。而且稍不留神出了差错就必须承担责任。编辑们的神经不得不绷德很紧，尤其是面对河南台那仅有的四台叫人崩溃的imx下载机。
第一次下载的时候，由于不知道下载到最后如果出了问题该如何处理，只能重下，结果那次一共下了三遍才大功告成。因为长时间占用下载机还差点和卫视一编辑吵起来。
因为要编的节目太多，我常用一个小纸箱装录像带，搬着它飞奔于机房和办公室之间。那会儿我发自肺腑地觉得自己是一个搬运工。我的口号是，我不在办公室就在机房，不在机房就在去机房的路上。
这个频道也许为观众提供了一道盛宴，但对于个人发展而言，它并不是一个良好的平台。早在我刚到频道时，就有人提到放弃话语权的问题，在一个不播新闻，几乎没有原创节目的频道里，做得再好也不过是个高级编辑而已。
再者，和现在所有缺乏传帮带传统的单位一样，频道虽然给了我们足够多的锻炼机会，却没有给我们足够系统的训练。只经过简单的培训就直接扔到前线。（据说还有十分恶劣的频道，对新人不管不问，任其自生自灭。）即便所有的老编辑都对我们这些新手很好，一直热心地帮助我们，但这和手把手的师徒关系毕竟不同。刚做编辑的时候，我面对一大堆没用过的机器和没碰到过的技术问题，真的感觉非常无助。
还记得第一次编节目，不会的东西实在太多，只能向身边的一个同事求救，她就趴在我背后帮我做蓝场。那情形我到现在都清晰地记得，她后来帮我改节目，教我做导播的情形，我也一直清晰地记得。
无休止的重复劳动造成的结果就是，到我要离开电视台的时候，才悲哀地发现，相比我干过的那么多活儿，自己学到的东西是那么少，对电视的规律基本上还是一无所知。
2005年11月18日。频道开播。
台里专门办了一台开播晚会。那台晚会若从观众的角度看，不过是一台不失省台水准的晚会，谈不上完美无缺，而那天我不是一名观众，而是那场庆典的当事人。当红绸从巨大的频道首日封模型上飘落、主持人宣布频道正式开播时，我以及频道许多人的内心都有些激动，那台晚会让我们感觉到自己是在开创一份光荣的事业。那时，对这份事业的所有质疑和怨言全都不值一提。
那台晚会触动我的并不仅止于此。当时我坐在观众席的前排，我们的主持人在候场时离我非常近，可是那短短的距离却决定了耀眼和黯淡的分野。那些平日里和我在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一旦走上舞台，走到水银灯下便如明星般光芒四射。而那耀眼的光芒只有在现场才能那样强烈低感受到。
我曾迷过一部其实不怎么样的电视剧――新闻小姐。故事的最后“高曙光”说：“我贪恋水银灯下的辉煌。”而我当时想的是，如果说电视事业不过是些浮华，那么我恰恰贪恋这些浮华。
那天，我决定留下来。
8
离水银灯最近的地方自然是演播室。去过演播室的人都知道，演播室通常杂乱无章，到处是各种设备的电线。演播室的地板一般也不怎么干警，但当水银灯亮起的时候，这所有的瑕疵都被水银灯的光芒掩盖，观众看到的只是鲜亮的电视画面。而观众看不到的，是主持人放在演播室台子后面的鞋子、稿子还有用来补装的一面很“八十年代”的破镜子；观众也看不到导播喊停之后主持人相互调侃的好玩情景，看不到编导因为主持人的口误在导播间狂笑而主持人一脸茫然，更看不到一遍遍重来的乏味和水银灯熄灭、曲终人散时的落寞和疲惫。
做编导前看着同事在导播间指挥若定总羡慕那份一切尽在掌握的神气，而做了编导才知道，更多时候自己只能感到一切不在掌握的狼狈。
刚开始不会切换，被那三个按钮折磨得录节目前总睡不好。录的时候生怕切错，而导播台欺生，越怕切错越是手忙脚乱，等真正熟练了，即使一时镜头没跟上也能很快补救。何况镜头对准谁本来就无所谓对错。那时，头儿就对我说：“春节晚会十几台机器，人家导演都能切换得那么准确。咱们只有三台机器，没事，练练就好了。”
频道实行作坊式的运作模式，一个编导从头到尾负责一期节目，所以经常能看到我在导播间和演播室跑来跑去。和主持人商量话题的走向时，我就是执行导演；调机器时，我就是个蹩脚的摄像；摆弄那盆花时，我就是道具；而搬东西、清理演播室时，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场工。只有当录像机开始走带子，我倒数五秒喊“开始”时，我才觉得自己是个导演。
做了导演才知道，导演真的可以什么都不那么精通，但一定要有决断力。哪怕我是个新手，经验丰富的主持人也需要我决定这一条是通过还是重来，因为主持人在演播室里看不到自己的表现，被水银灯烤着，又听不到导播间里的人在说什么。他们很无助，因此导演的鼓励对他们而言是如此重要，于是我也像所有的导演一样，在每一段录完之后都会说一句：“特别好特别好。”
有好几次我妈来看我的时候，我都接到主持人或嘉宾打来电话跟我商量第二天录节目的事。我或者跟主持人解释我的稿子的意图，或者劝嘉宾“别紧张，放松一点”也许打电话的时候颇有些运筹帷幄的样子，这让我妈觉得我正在做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情，她为此而感到欣慰。
很遗憾我在电视台工作的时间太短，连直播都没经历过，也无从体验那份紧张以及紧张之余的成就感。不过我们录像的工作节奏之快、工作流程之紧凑也近乎直播。在以前经验不足的时候，碰到过带子不够用的情况，只能气喘吁吁地跑回办公室取带子。有时候觉得，电视工作者就是一个个抱着带子狂奔的青春身影。
9
而这些青春身影就在电视事业前进的步伐中被消磨殆尽。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做电视的都是年轻人，在机房里耗尽青春的那些花儿如今散落在何处。不仅是电视业，所有的媒体都在迅速榨干从业者的精力和才情。于是媒体工作者的才智全线枯竭，几近崩溃。而拥有众多想法的受众跃跃欲试却无缘用自己的才华拯救媒体从业者于水火之中。我想这便是传媒最大的尴尬和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均衡。
我们的烦恼就在于如何找出那么多话题去填充一个一天九档的谈话节目。就像纸媒的编辑记者不断引用天涯网友的言论填充自己的文章，我们也不断从网上搜寻材料并将其搬上荧屏。此时我依然觉得自己是一个搬运工。慢慢地，网上的东西也搬得差不多了，我们就陷入了绝望。
有话题要谈，没有话题制造话题也要谈。
回首我做过的那么多期节目，谈过的话题有“电视剧”、“郭德纲”、“菁菁校园”、“圣诞节”等等，我也做过妇女节专题，而当看到新周刊那期“女人生猛”的专题后，我便觉得自己基本上可以去撞死了。因为新周刊制造话题的能力实在太强，每期的话题、文章题目乃至小标题都那么炫目。尽管你看完一百多页也发现不了一篇好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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