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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货币。
实物货币是货币发展的倒退，选用谷和帛作货币还有明显的弊端，有不法商人把谷子浸上水增加重量，把绢帛里的丝抽出一些让它更薄，通过这种手段牟取暴利，朝廷发现后虽立即严厉打击，但仍无法禁绝。
曹丕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洛阳处理朝政，在他称帝前洛阳的名字其实不叫洛阳，而叫雒阳，是他下令改回来的。
刘秀建立的东汉王朝定都洛阳，在五行中汉属火德，忌水，所以刘秀把“洛”字去“水”而加“佳”，改称雒阳。曹魏定五德，认为自己是土德，尚黄色，在水与土的关系上，水有土的依托才能流动，土因为有水才会更加柔和，所以曹丕又把“雒阳”改回为“洛阳”。
曹丕称帝当年即开始营造洛阳宫，汉代的洛阳南、北二宫破坏殆尽，恢复重建是一项特别浩大的工程，这项工作只能慢慢来，曹丕平时居住在北宫，汉朝南宫的崇德殿早已废弃，曹丕就在父亲生前修建的建始殿里接见群臣，人们所熟知的曹魏太极、昭阳诸殿，都是后来魏明帝修的。
建始殿除了处理军国大事还有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在此祭祀已故的武皇帝。天子与百姓家祀不同，天子祭祀先祖在郊庙，普通百姓无庙，祭祀就在家里。像曹丕这样的情况，父亲生前不是天子，自己是天子，祭祀父亲也用天子的礼仪，曹丕在建始殿祭祀父亲，实属无奈。
被恢复的还有推举孝廉的制度，这是汉代实行的一项最重要的选官制度，由于战乱这项制度也变得支离破碎，曹魏承汉制，仍实行这项制度，曹丕诏令人口满10万的郡国每年都可以推举1名孝廉，对于特别优秀的人才也可不限制于名额。
除了孝廉，曹丕还很重视各地上计吏的选拔，特别下诏：“现在的上计吏、孝廉，等于是古代各地方向朝廷进献的人才，一个只有10户人家的小城也会有忠贞诚实的人，如果限定年龄来选拔他们，年老如吕尚、年幼如周太子晋这样的人才都没有出头之日，所以特令各郡国推荐人才时不要受年龄大小的限制，儒生只要精通经学、办事人员只要熟悉文书法令都可以试用。”
曹丕还下诏继续尊崇孔子，下令在鲁郡重修孔子旧庙，设100户士家负责守卫，在孔庙附近还修建了许多屋舍供学者使用，朝廷封孔子的第21世孙孔羡为宗圣侯，食邑100户。
汉末以来时局动荡，朝廷倾危，许多礼制要么有名无实，要么连最基本的名都没有了，曹丕称帝后实行的一系列恢复礼法的措施，使朝廷秩序重新规范起来，这些制度大多是对前代制度的继承或照搬，包括之前讲到的官位设置，都大体与汉代相仿。
也有重大创新的地方，九品中正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这项制度主要由陈群提出的，主要内容是设立中正官品评人物，用以完善以察举为核心的选官制度。察举制选官靠推举，推荐权很容易被人为把控，即使须参考乡闾舆论，但这些又容易被门阀士族所操纵，最后被推荐上来的未必是品行才学最好的人了。
为克服这些弊端陈群提出了设置中正官的方案，所谓中正官，指的是掌管某一地区人物品评的负责人，也就是各地的推荐人，州设大中正官，郡国设小中正官，其人选一般由司徒举荐的现任中央官员兼任，他们直接向朝廷负责，旁人不得干预，为便于开展工作，他们手下还设有名为“访问”的助手。
也就是说中正官都是兼任的，而且在中央办公，担任哪一个州郡的中正官，一般由他们原籍所在地来决定。中正官的主要职责是品评人物，也就是向上面推荐人，推荐的对象是同籍士人，包括散居在其他州郡的本地人，推荐的程序主要有三步：第一步是查家世，确定候选人后，中正官首先要看他们的“户口本”，看看他们父、祖甚至再往上几辈人都是做什么的，有没有仕宦情况或封爵；第二步是看品行，审查一下这个人孝不孝、贤不贤，大家的评论怎么样；第三步是定品级，这是九品中正制最有创意的地方，也是它具备可操作性的原因，把人考查完了还要打分，通过量化进行比较，得的分不是百分制，而是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称为九品。
完成了这几步，中正官把评议结果上报司徒府进行复核，司徒府通过后转到尚书台，由尚书台负责人事工作的吏部尚书用来作为选官用官的依据。中正官报来的评议情况称“乡品”，“乡品”高者不仅当官的概率更大，而且更受人尊敬，称“起家官”；“乡品”差的也不是完全不能当官，但往往被视为“浊官”，被人看不起，日后升迁也慢。
这种品评也是动态的，一般三年重评一次，所以一个人的评价定品可能会升也可能会降，被品评者如果认为定品不公，也可以提出申诉，查证为中正官违法的，朝廷会追究中正官的责任。这项制度很厉害，不仅在于它确定了家世、品德、才能并重的选人用人标准，更在于它把“后备干部”的推荐权由州郡长官收归到了中央，而且还让各州郡无话可说，加强了朝廷的集权。
但这种方式也存在弊端，无论过去的州郡长官还是现在的中正官，手握大权总有寻租的可能，一开始评议人物还坚持家世、品德、才能三者并重，后来慢慢就有了私心，私相授受、互相推荐现象逐渐多了起来，担任中正官的通常都是世家大族，推荐的范围也就在世家大族的小圈子里，家世成为推荐的最重要标准，品才越来越被忽视，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魏晋门阀制度较前朝更为强化，与这项制度的推行有很大关系。
时货币。
实物货币是货币发展的倒退，选用谷和帛作货币还有明显的弊端，有不法商人把谷子浸上水增加重量，把绢帛里的丝抽出一些让它更薄，通过这种手段牟取暴利，朝廷发现后虽立即严厉打击，但仍无法禁绝。
曹丕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洛阳处理朝政，在他称帝前洛阳的名字其实不叫洛阳，而叫雒阳，是他下令改回来的。
刘秀建立的东汉王朝定都洛阳，在五行中汉属火德，忌水，所以刘秀把“洛”字去“水”而加“佳”，改称雒阳。曹魏定五德，认为自己是土德，尚黄色，在水与土的关系上，水有土的依托才能流动，土因为有水才会更加柔和，所以曹丕又把“雒阳”改回为“洛阳”。
曹丕称帝当年即开始营造洛阳宫，汉代的洛阳南、北二宫破坏殆尽，恢复重建是一项特别浩大的工程，这项工作只能慢慢来，曹丕平时居住在北宫，汉朝南宫的崇德殿早已废弃，曹丕就在父亲生前修建的建始殿里接见群臣，人们所熟知的曹魏太极、昭阳诸殿，都是后来魏明帝修的。
建始殿除了处理军国大事还有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在此祭祀已故的武皇帝。天子与百姓家祀不同，天子祭祀先祖在郊庙，普通百姓无庙，祭祀就在家里。像曹丕这样的情况，父亲生前不是天子，自己是天子，祭祀父亲也用天子的礼仪，曹丕在建始殿祭祀父亲，实属无奈。
被恢复的还有推举孝廉的制度，这是汉代实行的一项最重要的选官制度，由于战乱这项制度也变得支离破碎，曹魏承汉制，仍实行这项制度，曹丕诏令人口满10万的郡国每年都可以推举1名孝廉，对于特别优秀的人才也可不限制于名额。
除了孝廉，曹丕还很重视各地上计吏的选拔，特别下诏：“现在的上计吏、孝廉，等于是古代各地方向朝廷进献的人才，一个只有10户人家的小城也会有忠贞诚实的人，如果限定年龄来选拔他们，年老如吕尚、年幼如周太子晋这样的人才都没有出头之日，所以特令各郡国推荐人才时不要受年龄大小的限制，儒生只要精通经学、办事人员只要熟悉文书法令都可以试用。”
曹丕还下诏继续尊崇孔子，下令在鲁郡重修孔子旧庙，设100户士家负责守卫，在孔庙附近还修建了许多屋舍供学者使用，朝廷封孔子的第21世孙孔羡为宗圣侯，食邑100户。
汉末以来时局动荡，朝廷倾危，许多礼制要么有名无实，要么连最基本的名都没有了，曹丕称帝后实行的一系列恢复礼法的措施，使朝廷秩序重新规范起来，这些制度大多是对前代制度的继承或照搬，包括之前讲到的官位设置，都大体与汉代相仿。
也有重大创新的地方，九品中正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这项制度主要由陈群提出的，主要内容是设立中正官品评人物，用以完善以察举为核心的选官制度。察举制选官靠推举，推荐权很容易被人为把控，即使须参考乡闾舆论，但这些又容易被门阀士族所操纵，最后被推荐上来的未必是品行才学最好的人了。
为克服这些弊端陈群提出了设置中正官的方案，所谓中正官，指的是掌管某一地区人物品评的负责人，也就是各地的推荐人，州设大中正官，郡国设小中正官，其人选一般由司徒举荐的现任中央官员兼任，他们直接向朝廷负责，旁人不得干预，为便于开展工作，他们手下还设有名为“访问”的助手。
也就是说中正官都是兼任的，而且在中央办公，担任哪一个州郡的中正官，一般由他们原籍所在地来决定。中正官的主要职责是品评人物，也就是向上面推荐人，推荐的对象是同籍士人，包括散居在其他州郡的本地人，推荐的程序主要有三步：第一步是查家世，确定候选人后，中正官首先要看他们的“户口本”，看看他们父、祖甚至再往上几辈人都是做什么的，有没有仕宦情况或封爵；第二步是看品行，审查一下这个人孝不孝、贤不贤，大家的评论怎么样；第三步是定品级，这是九品中正制最有创意的地方，也是它具备可操作性的原因，把人考查完了还要打分，通过量化进行比较，得的分不是百分制，而是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称为九品。
完成了这几步，中正官把评议结果上报司徒府进行复核，司徒府通过后转到尚书台，由尚书台负责人事工作的吏部尚书用来作为选官用官的依据。中正官报来的评议情况称“乡品”，“乡品”高者不仅当官的概率更大，而且更受人尊敬，称“起家官”；“乡品”差的也不是完全不能当官，但往往被视为“浊官”，被人看不起，日后升迁也慢。
这种品评也是动态的，一般三年重评一次，所以一个人的评价定品可能会升也可能会降，被品评者如果认为定品不公，也可以提出申诉，查证为中正官违法的，朝廷会追究中正官的责任。这项制度很厉害，不仅在于它确定了家世、品德、才能并重的选人用人标准，更在于它把“后备干部”的推荐权由州郡长官收归到了中央，而且还让各州郡无话可说，加强了朝廷的集权。
但这种方式也存在弊端，无论过去的州郡长官还是现在的中正官，手握大权总有寻租的可能，一开始评议人物还坚持家世、品德、才能三者并重，后来慢慢就有了私心，私相授受、互相推荐现象逐渐多了起来，担任中正官的通常都是世家大族，推荐的范围也就在世家大族的小圈子里，家世成为推荐的最重要标准，品才越来越被忽视，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魏晋门阀制度较前朝更为强化，与这项制度的推行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