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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说牛津、剑桥孰优孰劣也没什么不可以，但如果明明知道争论的结果不止一个还要争论，那就是不真不诚。通常争论都会以非常老套的论断结束：辩论者是对的，但可以建议他们采取稍稍中庸也就是稍稍偏左或偏右的观点，不要那么固执己见、认死理，因为一切事情都不可以一概而论，这样我们下次才好再次辩论。像已故的莫里斯先生这样的出色人才不多，他在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都读过书，最有可能给我们提供不带任何偏见的正确的判断。即便如此，哪怕是最富理性的人也难逃个人思想倾向的影响，坚决地做出理性判断。诚然，仔细想想争论的全过程，个人由于出身的大学不同，很难做出公正的判断。就我自己而言，我承认没有能力做出公正合理的判断。我个人能力有限，不敢希望自己能解决大问题，但可以比较令人满意地解决一些小问题。事实上，我们应该争论的不是牛津和剑桥哪所大学更好、哪所大学更具有优势的问题，而是哪所大学更适合学生本人的问题。遗憾的是，有相当数量的人在上大学之前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你不应该仅仅是因为你的父亲或叔叔曾经就读于那所大学，或因为你所喜欢的校友在那儿念书，所以你也去那儿。经常有朋友告诉牛津的学生，他本应该去剑桥大学读书的，或是剑桥学生承认根据自己所学，有理由相信牛津应该更适合自己。在选择大学，或更重要的选择工作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多方咨询、仔细考虑。
早期的大学生都如父母所愿、如社会所愿选择了一条非常安全的传统路线。一些著名的中小学校和著名的大学之间存在合法的历史联系。伊顿公学和基督教堂学院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有很多伟大的政治家都曾在这两所学校读过书。如果你不一定非得上大学不可，就要像祷告时说的那句“我有责任”那样，公正地思考这件人生大事，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想上大学。从你所受的教育性质出发，从你的个性出发考虑这个问题，到底上不上大学。比如说你具有数学天赋，认为数学能力会带给你名誉和好处，那很明显，剑桥更适合你，而牛津就不行。毫无疑问，牛津也有数学精英名人录。不过，牛津的数学和剑桥不可同日而语。你的数学才华在牛津可能是一流，并且和剑桥数学第一名的学生一样优秀，但你几乎不可能达到剑桥数学家所能达到的荣誉和高度。光讨论数学家的问题并不难懂，而当我们更深入讨论的时候，困难就大了。大学发生了巨大的革命性变革，学术突飞猛进。学生毕业几年后，就发现自己很难充满自信地谈自己的学术成就了。牛津的公开考试使那些一直处于不败之地的学术精英分成了三六九等，我们对此深表同情。这是牛津学术腐败的结果。与此同时，公开考试制度刺激了学术向更高层次发展，要求学者们进一步研究古代历史学家、哲学家以及同源文化。公开考试导致的第一种结果是，大多数公立学校的学生将其注意力锁定在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的第一次考试上。但是我们现在也能时时感受到，第二次统考最为重要，并且具有更大的实质性价值。那些完全投身于语言研究的人第一次考试还行，第二次考试就很难获得什么高分了。值得关注的是，在牛津你根本不用写一行希腊语或拉丁语诗歌，就能在文学学士学位的第一次考试中取得古典文学高分。但在剑桥，你若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连二等生都评不上。老话说得好，剑桥擅长数学，牛津擅长古典文学。还有一种说法，说牛津学生的知识彻底、精准。在这方面剑桥也不逊色，但永远也不会超过牛津。不过有理由相信，英格兰的文学奖学金绝大多数发放给了剑桥大学的文学荣誉学士，而不是牛津的优等生。事实确实如此，如果你拥有与生俱来的写希腊抑扬格诗或拉丁挽歌的天赋，或对克拉底鲁诗篇有不寻常的鉴赏力，你就会在剑桥大学的文学学士荣誉学位考试中大展身手。但是，又有牛津派声称，牛津正在向一个新的高度挺进，这个高度是剑桥遥不可及、想都不敢想的。牛津以学生语言知识深厚、彻底为荣，关注学生普通学科以及心理学的学习。可以说，牛津在这方面已经远超剑桥。原来声名显赫的剑桥辩论教学法和数学测验，现在已经被完全废弃了，但却被牛津完全复制。在剑桥，除了神学，学生们不再讨论、推理和辩论什么。牛津的期末考试却采用了这种方法。古代的历史学家提出了历史观问题，古代的哲学家提出了伦理学和形而上学问题。这些知识并不烦琐也不空洞。牛津学生学会了亚里士多德的推理法，同时也学会了其他新的推理法，既熟读了《威斯敏斯特》又熟读了康德（注：1798—1857，法国哲学家，以实证主义创始人闻名。他还使社会学成为系统的科学）和米尔（注：1806—1873，英国哲学家及经济学家，尤以其对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阐释而闻名）的论著。因此，就在牛津坚持为其高质量的课程提供更高奖学金的同时，牛津致力于鼓励开放思想、创新研究，培养历史和哲学精神，锻炼培养无上的精神力量，不特别要求学生有多强的记忆力或多高的艺术悟性。通过这种方式，原来的剑桥辩论教学法成为牛津的一种持久力量。这种力量没有在校园消失，反而日益兴盛，并传播到整个社会。牛津从未停止过辩论，自由地讨论所有新思想。人们最近常说：任何一个牛津激烈辩论的题目，几个月内所有英国人都会辩论。值得注意的是，《论改革》一书也是主要由牛津人执笔，只有很少一部分出自剑桥人之手，这就很说明问题。而且很可能，在牛津思想的指导下，会有更多持不同观点的人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并且更容易地出版。毫无疑问，剑桥的许多学者对思想辩论有浓厚的兴趣，但辩论教学法未纳入大学教学体制中，而在牛津二者已融为一体。牛津特有的学院——法律学院和现代史学院——在培养历史探究精神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并且使牛津与现代教育的迫切需要相结合。显而易见的是，基督教堂学院在历史方面的建树更为突出，胜过其他任何学院。剑桥为我们培养校长，而牛津则为我们培养政治家，这么说并不为过。剑桥也有其自身优势，它培养学生工作要有系统性，要准确、要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剑桥的学生获得的荣誉也很多。但是就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教育理念而言，就真正的教育和高等院校的发展而言，就人文科学这个词表达的真正意义而言，我们有理由相信荣誉当之无愧属于牛津。
我们比较了牛津和剑桥的不同细节，并非没有考虑二者各自的总体价值。牛津的大一新生必须租房在校外居住，到后来才能入住校园内的宿舍。相反，剑桥的大一新生一开始就住学院宿舍，之后才能在外租房。剑桥人说话平实，而牛津人在语言方面则略显庄重。剑桥名人总体上都很矜持，而牛津名人则很坦率、很容易和年轻人打成一片。剑桥的读书人嘴上总挂着个令人讨厌的话题（那些年轻人和知识爱好者这么说很不适合）就是念什么书划算、能挣钱、能有好前程。牛津人也知道，但牛津人却无论如何也达不到风靡的程度。我们喜欢牛津将所有学生名字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办法，这比分等级的剑桥体制好，很大度，还能减少竞争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缺点。金斯利先生也许对牛津有些许敌意，坚持认为剑桥对女士最有骑士风度，而牛津则缺少骑士风度。金斯利先生到底是根据什么事实得出这个结论的我不知道，但我很感兴趣，不过我没找到任何这方面的事实证据。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他的说法对剑桥非常有利。在剑桥，你所遇到的所有学生都是真正学习的人，而在牛津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学生是真正学习的。因为在牛津，除了荣誉学位课程，所有的大学课程对那些智力平平的人要求都不高，都不难学，学校要求每个学生都应该在学校里干点儿什么。至于谈到比较实际的费用问题，粗略算的话，牛津导师的花销要比剑桥导师的花销多三分之一，牛津大学的费用要比剑桥大学的费用高三分之一。在某些项目上，牛津是二者中费用比较少的，比如房间比较好，但价格比较低。但总体来说，牛津花销更大。通常，你到剑桥去挣钱，到牛津去花钱比较划算。当然还有人会讨论两校的景致。剑桥大学的后花园美得无与伦比，小剑河曲曲弯弯地穿过拱门、园林和草坪，在古老建筑的掩映下宁静悠长。牛津的任何一个小教堂都不及国王学院教堂（注：剑桥的一个学院，徐志摩曾在这里读书）宏伟。然而，牛津的风景，因其大量的宏伟建筑物，穿梭于其中的河流、花园，完美地诠释了华兹华斯所说的无法抵抗的美。牛津城规模更大、更宏伟，并且周围乡村也有很多的宜人名胜。如果我们继续考察名人校友录，那么两校可谓棋逢对手，不相上下。培根和牛顿、米尔顿和杰里米·泰勒给剑桥带来了独特的神圣的想象。
任何比较都不可能有确切的结论，因为两校没有共性。你或许可以轻易地判断哪所大学是最适合你，却很难判断哪所大学是最好的。如果英格兰只有一所大学，那么它的大学体系肯定有缺点。两所大学风格不同，彼此可以互补，并为不同性格、不同境遇的人提供教育，这样才能构成完整的教育体系。心思最为缜密且准确的观察员泰恩先生，在他的著作《英国文学史》中，对牛津的描述同样也适用于剑桥：“我们永远信任且永远不会丢弃的真理就是：大学赋予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这些智慧兵不血刃地完成了革命；在没有摧毁一切的情况下，改善了一切。修剪残枝，却没有砍倒树干，将树保留了下来。我们才能独一无二地享受着现在的辉煌，享受着过去的荣耀。”
但是，现在可怜的学者们并不关心牛津和剑桥的发展，我们已经猜到他们会这样。我们已经建立起完整的国家教育体系，各种层次、各种级别的都有，但乡村学校却失去了它们最好的老师，捐助学校最好的老师都去了大学。我们希望能迎来英国的黄金学术年，前途光明的年轻人不会因为没钱上不起大学。目前，穷人更愿意念剑桥。在剑桥，尽管学校不太富裕，但是每个学院都很阔绰；牛津大学本身很富裕，但下属的学院却没有剑桥的学院那么有钱。如果罗杰斯先生计算正确的话，不久牛津大学将会非常有钱，并且会将大量资金用于教育。在剑桥，很多人在求学期间通过获得学院津贴得到了经济资助。事实上，学院每年公正地分发大量津贴，帮助贫苦学生。任何有能力、有造诣的人都可以通过公立奖学金在牛津或剑桥大学读书。除了这些人，还有许多拥有远大抱负的人，要是没有公立学校资金支持、熟练技工给他们当陪练的话，他们根本没有希望在大学竞赛中胜出。许多牛津最好的学生仅获得了非常低的职位。教会急需大量从事牧师职业的年轻人。对于这些学生而言，能获得奖学金资助学业，有机会实现人生升官发财的理想是最重要的，自己的个性适不适合这份工作倒是其次。在这方面，基布尔学院特别满足了大众的需求，弥补了大学体系的不足。因为它不仅满足了那些想从事神职的人，而且也满足了那些想全方位提高精神生活的人。可以说这些学生失去了和本校其他学生交往的优势，专注于神学研究。当然这种损失不单单是他们这一方的。如果我们大学中懒散、奢侈的那些人能够更好地生活，从事更好的行业，具有更活跃的理解力的话，那就更好。在牛津受到的损失或许是明智的损失，因为你获得了补偿，就是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克己为人的好思想、高瞻远瞩的能力和纯真高尚的品质，而这些品质会使你拥有更大的发展前途。
我们期待着我国的大学有更大的发展。管理这么庞大的学校，我们希望校董们积极关注、鼓励学生培养正直、勤奋和虔诚的精神，而不仅仅是关注于他们的考试成绩。我们相信大学将会恰当地展示、恰当地培养国家最好的青年知识分子。我们有大量的教授、图书馆、博物馆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剑桥和牛津没有理由不拥有和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那样多的医学研究院，这么希望并不过分，那些从事神职的人应该按照波林原则学习进步，学会一技之长，并且在医学院取得既能够为心灵疗伤也能为肉体治病的医生资格。可以肯定的是，很多人念了大学，但没有好好利用所学，没有感到上大学实际是人生的转折点，也没有感到应用所学知识惠及国人同胞是多么幸福快乐的事。只有那些真正肩负神命、手握知识钥匙的人，才既改造提高了自我，也改造提高了别人。
当你第一次凝视身边学院的庄严轮廓，踏上了牛津的宽路（注：牛津的街道名）来到百合花盛开的彻韦尔，来到举世无双的莫德林学院的尖塔下。当你刚刚在庄严的教堂里做完礼拜；刚刚在牛津或剑桥大学图书馆读完书；刚刚在报告厅聆听完现代思想大师和学术大师的报告；刚刚参加完激烈的学术辩论；刚刚提升了个人品位，结交了新朋友；刚刚意识到自己有那么多美好的记忆和联想，你就会把大学生活当成人生重要的阶段，当成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一想起自己的母校，就忍不住为自己青年时期的锡安（注：犹太人居住地，象征理想、和谐的国度；有乌托邦或世外桃源的含义）祈祷，祝愿她永远祥和、富裕。
以，说说牛津、剑桥孰优孰劣也没什么不可以，但如果明明知道争论的结果不止一个还要争论，那就是不真不诚。通常争论都会以非常老套的论断结束：辩论者是对的，但可以建议他们采取稍稍中庸也就是稍稍偏左或偏右的观点，不要那么固执己见、认死理，因为一切事情都不可以一概而论，这样我们下次才好再次辩论。像已故的莫里斯先生这样的出色人才不多，他在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都读过书，最有可能给我们提供不带任何偏见的正确的判断。即便如此，哪怕是最富理性的人也难逃个人思想倾向的影响，坚决地做出理性判断。诚然，仔细想想争论的全过程，个人由于出身的大学不同，很难做出公正的判断。就我自己而言，我承认没有能力做出公正合理的判断。我个人能力有限，不敢希望自己能解决大问题，但可以比较令人满意地解决一些小问题。事实上，我们应该争论的不是牛津和剑桥哪所大学更好、哪所大学更具有优势的问题，而是哪所大学更适合学生本人的问题。遗憾的是，有相当数量的人在上大学之前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你不应该仅仅是因为你的父亲或叔叔曾经就读于那所大学，或因为你所喜欢的校友在那儿念书，所以你也去那儿。经常有朋友告诉牛津的学生，他本应该去剑桥大学读书的，或是剑桥学生承认根据自己所学，有理由相信牛津应该更适合自己。在选择大学，或更重要的选择工作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多方咨询、仔细考虑。
早期的大学生都如父母所愿、如社会所愿选择了一条非常安全的传统路线。一些著名的中小学校和著名的大学之间存在合法的历史联系。伊顿公学和基督教堂学院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有很多伟大的政治家都曾在这两所学校读过书。如果你不一定非得上大学不可，就要像祷告时说的那句“我有责任”那样，公正地思考这件人生大事，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想上大学。从你所受的教育性质出发，从你的个性出发考虑这个问题，到底上不上大学。比如说你具有数学天赋，认为数学能力会带给你名誉和好处，那很明显，剑桥更适合你，而牛津就不行。毫无疑问，牛津也有数学精英名人录。不过，牛津的数学和剑桥不可同日而语。你的数学才华在牛津可能是一流，并且和剑桥数学第一名的学生一样优秀，但你几乎不可能达到剑桥数学家所能达到的荣誉和高度。光讨论数学家的问题并不难懂，而当我们更深入讨论的时候，困难就大了。大学发生了巨大的革命性变革，学术突飞猛进。学生毕业几年后，就发现自己很难充满自信地谈自己的学术成就了。牛津的公开考试使那些一直处于不败之地的学术精英分成了三六九等，我们对此深表同情。这是牛津学术腐败的结果。与此同时，公开考试制度刺激了学术向更高层次发展，要求学者们进一步研究古代历史学家、哲学家以及同源文化。公开考试导致的第一种结果是，大多数公立学校的学生将其注意力锁定在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的第一次考试上。但是我们现在也能时时感受到，第二次统考最为重要，并且具有更大的实质性价值。那些完全投身于语言研究的人第一次考试还行，第二次考试就很难获得什么高分了。值得关注的是，在牛津你根本不用写一行希腊语或拉丁语诗歌，就能在文学学士学位的第一次考试中取得古典文学高分。但在剑桥，你若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连二等生都评不上。老话说得好，剑桥擅长数学，牛津擅长古典文学。还有一种说法，说牛津学生的知识彻底、精准。在这方面剑桥也不逊色，但永远也不会超过牛津。不过有理由相信，英格兰的文学奖学金绝大多数发放给了剑桥大学的文学荣誉学士，而不是牛津的优等生。事实确实如此，如果你拥有与生俱来的写希腊抑扬格诗或拉丁挽歌的天赋，或对克拉底鲁诗篇有不寻常的鉴赏力，你就会在剑桥大学的文学学士荣誉学位考试中大展身手。但是，又有牛津派声称，牛津正在向一个新的高度挺进，这个高度是剑桥遥不可及、想都不敢想的。牛津以学生语言知识深厚、彻底为荣，关注学生普通学科以及心理学的学习。可以说，牛津在这方面已经远超剑桥。原来声名显赫的剑桥辩论教学法和数学测验，现在已经被完全废弃了，但却被牛津完全复制。在剑桥，除了神学，学生们不再讨论、推理和辩论什么。牛津的期末考试却采用了这种方法。古代的历史学家提出了历史观问题，古代的哲学家提出了伦理学和形而上学问题。这些知识并不烦琐也不空洞。牛津学生学会了亚里士多德的推理法，同时也学会了其他新的推理法，既熟读了《威斯敏斯特》又熟读了康德（注：1798—1857，法国哲学家，以实证主义创始人闻名。他还使社会学成为系统的科学）和米尔（注：1806—1873，英国哲学家及经济学家，尤以其对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阐释而闻名）的论著。因此，就在牛津坚持为其高质量的课程提供更高奖学金的同时，牛津致力于鼓励开放思想、创新研究，培养历史和哲学精神，锻炼培养无上的精神力量，不特别要求学生有多强的记忆力或多高的艺术悟性。通过这种方式，原来的剑桥辩论教学法成为牛津的一种持久力量。这种力量没有在校园消失，反而日益兴盛，并传播到整个社会。牛津从未停止过辩论，自由地讨论所有新思想。人们最近常说：任何一个牛津激烈辩论的题目，几个月内所有英国人都会辩论。值得注意的是，《论改革》一书也是主要由牛津人执笔，只有很少一部分出自剑桥人之手，这就很说明问题。而且很可能，在牛津思想的指导下，会有更多持不同观点的人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并且更容易地出版。毫无疑问，剑桥的许多学者对思想辩论有浓厚的兴趣，但辩论教学法未纳入大学教学体制中，而在牛津二者已融为一体。牛津特有的学院——法律学院和现代史学院——在培养历史探究精神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并且使牛津与现代教育的迫切需要相结合。显而易见的是，基督教堂学院在历史方面的建树更为突出，胜过其他任何学院。剑桥为我们培养校长，而牛津则为我们培养政治家，这么说并不为过。剑桥也有其自身优势，它培养学生工作要有系统性，要准确、要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剑桥的学生获得的荣誉也很多。但是就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教育理念而言，就真正的教育和高等院校的发展而言，就人文科学这个词表达的真正意义而言，我们有理由相信荣誉当之无愧属于牛津。
我们比较了牛津和剑桥的不同细节，并非没有考虑二者各自的总体价值。牛津的大一新生必须租房在校外居住，到后来才能入住校园内的宿舍。相反，剑桥的大一新生一开始就住学院宿舍，之后才能在外租房。剑桥人说话平实，而牛津人在语言方面则略显庄重。剑桥名人总体上都很矜持，而牛津名人则很坦率、很容易和年轻人打成一片。剑桥的读书人嘴上总挂着个令人讨厌的话题（那些年轻人和知识爱好者这么说很不适合）就是念什么书划算、能挣钱、能有好前程。牛津人也知道，但牛津人却无论如何也达不到风靡的程度。我们喜欢牛津将所有学生名字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办法，这比分等级的剑桥体制好，很大度，还能减少竞争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缺点。金斯利先生也许对牛津有些许敌意，坚持认为剑桥对女士最有骑士风度，而牛津则缺少骑士风度。金斯利先生到底是根据什么事实得出这个结论的我不知道，但我很感兴趣，不过我没找到任何这方面的事实证据。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他的说法对剑桥非常有利。在剑桥，你所遇到的所有学生都是真正学习的人，而在牛津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学生是真正学习的。因为在牛津，除了荣誉学位课程，所有的大学课程对那些智力平平的人要求都不高，都不难学，学校要求每个学生都应该在学校里干点儿什么。至于谈到比较实际的费用问题，粗略算的话，牛津导师的花销要比剑桥导师的花销多三分之一，牛津大学的费用要比剑桥大学的费用高三分之一。在某些项目上，牛津是二者中费用比较少的，比如房间比较好，但价格比较低。但总体来说，牛津花销更大。通常，你到剑桥去挣钱，到牛津去花钱比较划算。当然还有人会讨论两校的景致。剑桥大学的后花园美得无与伦比，小剑河曲曲弯弯地穿过拱门、园林和草坪，在古老建筑的掩映下宁静悠长。牛津的任何一个小教堂都不及国王学院教堂（注：剑桥的一个学院，徐志摩曾在这里读书）宏伟。然而，牛津的风景，因其大量的宏伟建筑物，穿梭于其中的河流、花园，完美地诠释了华兹华斯所说的无法抵抗的美。牛津城规模更大、更宏伟，并且周围乡村也有很多的宜人名胜。如果我们继续考察名人校友录，那么两校可谓棋逢对手，不相上下。培根和牛顿、米尔顿和杰里米·泰勒给剑桥带来了独特的神圣的想象。
任何比较都不可能有确切的结论，因为两校没有共性。你或许可以轻易地判断哪所大学是最适合你，却很难判断哪所大学是最好的。如果英格兰只有一所大学，那么它的大学体系肯定有缺点。两所大学风格不同，彼此可以互补，并为不同性格、不同境遇的人提供教育，这样才能构成完整的教育体系。心思最为缜密且准确的观察员泰恩先生，在他的著作《英国文学史》中，对牛津的描述同样也适用于剑桥：“我们永远信任且永远不会丢弃的真理就是：大学赋予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这些智慧兵不血刃地完成了革命；在没有摧毁一切的情况下，改善了一切。修剪残枝，却没有砍倒树干，将树保留了下来。我们才能独一无二地享受着现在的辉煌，享受着过去的荣耀。”
但是，现在可怜的学者们并不关心牛津和剑桥的发展，我们已经猜到他们会这样。我们已经建立起完整的国家教育体系，各种层次、各种级别的都有，但乡村学校却失去了它们最好的老师，捐助学校最好的老师都去了大学。我们希望能迎来英国的黄金学术年，前途光明的年轻人不会因为没钱上不起大学。目前，穷人更愿意念剑桥。在剑桥，尽管学校不太富裕，但是每个学院都很阔绰；牛津大学本身很富裕，但下属的学院却没有剑桥的学院那么有钱。如果罗杰斯先生计算正确的话，不久牛津大学将会非常有钱，并且会将大量资金用于教育。在剑桥，很多人在求学期间通过获得学院津贴得到了经济资助。事实上，学院每年公正地分发大量津贴，帮助贫苦学生。任何有能力、有造诣的人都可以通过公立奖学金在牛津或剑桥大学读书。除了这些人，还有许多拥有远大抱负的人，要是没有公立学校资金支持、熟练技工给他们当陪练的话，他们根本没有希望在大学竞赛中胜出。许多牛津最好的学生仅获得了非常低的职位。教会急需大量从事牧师职业的年轻人。对于这些学生而言，能获得奖学金资助学业，有机会实现人生升官发财的理想是最重要的，自己的个性适不适合这份工作倒是其次。在这方面，基布尔学院特别满足了大众的需求，弥补了大学体系的不足。因为它不仅满足了那些想从事神职的人，而且也满足了那些想全方位提高精神生活的人。可以说这些学生失去了和本校其他学生交往的优势，专注于神学研究。当然这种损失不单单是他们这一方的。如果我们大学中懒散、奢侈的那些人能够更好地生活，从事更好的行业，具有更活跃的理解力的话，那就更好。在牛津受到的损失或许是明智的损失，因为你获得了补偿，就是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克己为人的好思想、高瞻远瞩的能力和纯真高尚的品质，而这些品质会使你拥有更大的发展前途。
我们期待着我国的大学有更大的发展。管理这么庞大的学校，我们希望校董们积极关注、鼓励学生培养正直、勤奋和虔诚的精神，而不仅仅是关注于他们的考试成绩。我们相信大学将会恰当地展示、恰当地培养国家最好的青年知识分子。我们有大量的教授、图书馆、博物馆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剑桥和牛津没有理由不拥有和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那样多的医学研究院，这么希望并不过分，那些从事神职的人应该按照波林原则学习进步，学会一技之长，并且在医学院取得既能够为心灵疗伤也能为肉体治病的医生资格。可以肯定的是，很多人念了大学，但没有好好利用所学，没有感到上大学实际是人生的转折点，也没有感到应用所学知识惠及国人同胞是多么幸福快乐的事。只有那些真正肩负神命、手握知识钥匙的人，才既改造提高了自我，也改造提高了别人。
当你第一次凝视身边学院的庄严轮廓，踏上了牛津的宽路（注：牛津的街道名）来到百合花盛开的彻韦尔，来到举世无双的莫德林学院的尖塔下。当你刚刚在庄严的教堂里做完礼拜；刚刚在牛津或剑桥大学图书馆读完书；刚刚在报告厅聆听完现代思想大师和学术大师的报告；刚刚参加完激烈的学术辩论；刚刚提升了个人品位，结交了新朋友；刚刚意识到自己有那么多美好的记忆和联想，你就会把大学生活当成人生重要的阶段，当成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一想起自己的母校，就忍不住为自己青年时期的锡安（注：犹太人居住地，象征理想、和谐的国度；有乌托邦或世外桃源的含义）祈祷，祝愿她永远祥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