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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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鹰鼻子、浓眉毛、眍眼睛的大个子工人讲话。
“我母亲在富人家当厨娘。父亲长什么样,我记不清楚了。他和母亲感情不好,他经常喝醉。我们是跟着母亲生活的。她辛辛苦苦地养大我们几个孩子。母亲天天起早摸黑,干活儿干得腰都累弯了,除去吃饭,每个月只能挣四个卢布。不管怎么说,我上过两年冬季的小学,会读会写。我九岁时,母亲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我送到铁路工厂当学徒。三年里只管饭,不发工钱……老板是德国人,姓费斯特。他原来嫌我太小,不愿要我,不过看我长得结实,母亲又替我多报了两岁,这才把我收下。我在他那儿干了三年活儿。他不教给手艺,只叫我干家务,派我去买伏特加酒。他经常喝得烂醉如泥……叫我买煤,让我搬铁。老板娘也把我当佣人使唤,叫我倒屎盆、削土豆皮。他们时不时就踢我一脚,往往是没有原因的。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了。老板经常醉醺醺地,老板娘看谁都不舒服,火气一上来就抽我两三个嘴巴子。我向外逃,跑到街上,可是能去哪儿呢?能向谁去诉苦呢?母亲远在四十俄里以外,何况她那儿也没有我容身之地……在厂里处境也并不怎么好。老板的弟弟负责管理一切。这个畜牲就知道捉弄我来取乐。
铁匠炉在屋角,他指指那边的地上,然后对我说:‘去,把那边那个铁垫圈给我拿过来。’我走过去伸手便拿。其实这玩意儿是刚从炉里夹出来锤打好的,看起来是乌黑的。一拿,手上的皮肉都被烫伤了。我疼得狂叫起来,他却笑得前仰后合。这种折磨人的方法,我实在受不了,就逃跑了,去找母亲,可她没有地方安置我,就又被迫把我送到德国人那里去了。她边走边哭。直到第三个年头,他才让我学一些钳工的活儿,但仍旧要抽我的耳光。我只好又逃跑了。这次跑到了旧康斯坦丁诺夫,去香肠作坊做工。在那儿,我每天就是洗肠子,过了这么一年半的猪狗生活。后来由于老板赌钱,把作坊也输掉了,他欠我们大家整整四个月的工资没有发,就躲得无影无踪了。这样我离开了这个鬼地方。我搭上火车,坐到日梅林卡,下车后我就去找活儿干。幸好有一个机车库的工人同情我。他知道我会干一点儿钳工活儿,就给上司说我是他的侄子,求他收下我。那上司看我长得高,替我报了十七岁。就这样,我开始给钳工打下手了。后来我来这里干活儿,也干了八年多了。这就是我的经历。至于此后,我的情况,你们都了解的。”
阿尔焦姆拿帽子擦擦额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而且还有一件最重要,也特别难于解释的事情,最好不要等别人来提问,应该自己主动说。他皱起眉来,继续说:
“每个人都会问我,为什么革命刚开始时,我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对于这个问题我该如何回答?显然,我离老年还远着呢,我是因为如今才刚刚认清道路。我没有必要隐瞒,以前就是没看清。其实早在1918年,进行反德大罢工那会儿,我就应该走上这条路。以前,有一个水兵叫朱赫来,他跟我进行过多次交谈,一直到1920年,我才开始拿起枪来战斗。等到把白匪扔进黑海里,打完了仗,我们就回来了。就这样我成了家,生儿育女……一头钻进家庭这个小圈子里。现在,我们伟大的领袖列宁同志逝世了,党发出了号召。我仔细回顾了自己的生活,觉得这当中总缺少些什么。保卫过政权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共同奋斗,接替列宁,一定要让苏维埃政权像高耸的山峰屹立不动。我们应该成为布尔什维克,因为那是咱们自己的党。”
阿尔焦姆说得诚诚恳恳,态度极为认真,似乎还为与自己平时语言的不同感到窘迫。讲完以后,好像卸下自己肩头的重担,挺直身子,等着大家提问。
“是不是有人要问些什么?”党委书记打破了沉默。
在大厅里,坐着的一排排工人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但是仍旧没有人提问。有一个司炉工刚下了机车就急忙赶来开会,他黑得像甲虫,直爽地大声说:
“像他这样的人是出不了轨的。他一定能成为坚强的同志。西罗坚科,表决吧!”
共青团员坐在后面几排,有一个共青团员站了起来,因为半明半暗,看不大清楚他是谁。他说:
“我们让阿尔焦姆同志来说说,他为什么被庄稼所吸引?农民意识有没有削弱了他的无产阶级觉悟呢?”
一片杂乱的、不以为然的言语悄悄在全场掠过。有的人不同意了:
“别绕弯子!用不着在这儿旁敲侧击……”
然而,阿尔焦姆说话了:
“没关系,同志们。这个小伙子说得不错,我确实是被庄稼地所吸引了,可是我并没有为此丧失工人的良心。从今往后,我就要解放出来了。我们全家都要迁到机车库附近,住在这里会比较安心、踏实。要不然,我真的是因为那块地气都喘不过来了。”
阿尔焦姆的心又一次颤栗了,因为他看到台下举起了的手臂如同密密的树林。他挺起胸脯,不再感到沉重,直直地向自己的座位走去。他身后传来了党委书记的声音:
“一致通过。”
扎哈尔·勃鲁扎克第三个走到桌前。他如今已是一个司机了,但还是和给波利托夫斯基当助手时一样,寡言少语。他讲述了自己的艰苦经历,又谈了自己近来的想法,声音不高,但大家都听得清楚。
“我的一双儿女都牺牲了。我不能老躲在角落里为他们伤心,而应该去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我还没有行动来补偿他们的死所造成的损失。列宁的死打开了我的眼界。大家就别再问我的陈年往事了,真正的生活应从现在开始。”
一回想往事,头发斑白的扎哈尔就不由地心烦意乱、神情黯淡。大家果然一个问题也没有,举手一致通过。这时,他抬起头来,一双眼睛也炯炯有神了。
大会一直开到深夜,审查着一个个申请人,入党的人全都是大家了解的,以自己经历获得信任的、最优秀的工人。
列宁的逝世促使几十万工人成为布尔什维克。领袖的逝世没有引起党的队伍的涣散。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强有力的将根深深地扎入土壤中,即使削掉树梢,也绝不会因此而凋零。
这位鹰鼻子、浓眉毛、眍眼睛的大个子工人讲话。
“我母亲在富人家当厨娘。父亲长什么样,我记不清楚了。他和母亲感情不好,他经常喝醉。我们是跟着母亲生活的。她辛辛苦苦地养大我们几个孩子。母亲天天起早摸黑,干活儿干得腰都累弯了,除去吃饭,每个月只能挣四个卢布。不管怎么说,我上过两年冬季的小学,会读会写。我九岁时,母亲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我送到铁路工厂当学徒。三年里只管饭,不发工钱……老板是德国人,姓费斯特。他原来嫌我太小,不愿要我,不过看我长得结实,母亲又替我多报了两岁,这才把我收下。我在他那儿干了三年活儿。他不教给手艺,只叫我干家务,派我去买伏特加酒。他经常喝得烂醉如泥……叫我买煤,让我搬铁。老板娘也把我当佣人使唤,叫我倒屎盆、削土豆皮。他们时不时就踢我一脚,往往是没有原因的。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了。老板经常醉醺醺地,老板娘看谁都不舒服,火气一上来就抽我两三个嘴巴子。我向外逃,跑到街上,可是能去哪儿呢?能向谁去诉苦呢?母亲远在四十俄里以外,何况她那儿也没有我容身之地……在厂里处境也并不怎么好。老板的弟弟负责管理一切。这个畜牲就知道捉弄我来取乐。
铁匠炉在屋角,他指指那边的地上,然后对我说:‘去,把那边那个铁垫圈给我拿过来。’我走过去伸手便拿。其实这玩意儿是刚从炉里夹出来锤打好的,看起来是乌黑的。一拿,手上的皮肉都被烫伤了。我疼得狂叫起来,他却笑得前仰后合。这种折磨人的方法,我实在受不了,就逃跑了,去找母亲,可她没有地方安置我,就又被迫把我送到德国人那里去了。她边走边哭。直到第三个年头,他才让我学一些钳工的活儿,但仍旧要抽我的耳光。我只好又逃跑了。这次跑到了旧康斯坦丁诺夫,去香肠作坊做工。在那儿,我每天就是洗肠子,过了这么一年半的猪狗生活。后来由于老板赌钱,把作坊也输掉了,他欠我们大家整整四个月的工资没有发,就躲得无影无踪了。这样我离开了这个鬼地方。我搭上火车,坐到日梅林卡,下车后我就去找活儿干。幸好有一个机车库的工人同情我。他知道我会干一点儿钳工活儿,就给上司说我是他的侄子,求他收下我。那上司看我长得高,替我报了十七岁。就这样,我开始给钳工打下手了。后来我来这里干活儿,也干了八年多了。这就是我的经历。至于此后,我的情况,你们都了解的。”
阿尔焦姆拿帽子擦擦额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而且还有一件最重要,也特别难于解释的事情,最好不要等别人来提问,应该自己主动说。他皱起眉来,继续说:
“每个人都会问我,为什么革命刚开始时,我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对于这个问题我该如何回答?显然,我离老年还远着呢,我是因为如今才刚刚认清道路。我没有必要隐瞒,以前就是没看清。其实早在1918年,进行反德大罢工那会儿,我就应该走上这条路。以前,有一个水兵叫朱赫来,他跟我进行过多次交谈,一直到1920年,我才开始拿起枪来战斗。等到把白匪扔进黑海里,打完了仗,我们就回来了。就这样我成了家,生儿育女……一头钻进家庭这个小圈子里。现在,我们伟大的领袖列宁同志逝世了,党发出了号召。我仔细回顾了自己的生活,觉得这当中总缺少些什么。保卫过政权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共同奋斗,接替列宁,一定要让苏维埃政权像高耸的山峰屹立不动。我们应该成为布尔什维克,因为那是咱们自己的党。”
阿尔焦姆说得诚诚恳恳,态度极为认真,似乎还为与自己平时语言的不同感到窘迫。讲完以后,好像卸下自己肩头的重担,挺直身子,等着大家提问。
“是不是有人要问些什么?”党委书记打破了沉默。
在大厅里,坐着的一排排工人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但是仍旧没有人提问。有一个司炉工刚下了机车就急忙赶来开会,他黑得像甲虫,直爽地大声说:
“像他这样的人是出不了轨的。他一定能成为坚强的同志。西罗坚科,表决吧!”
共青团员坐在后面几排,有一个共青团员站了起来,因为半明半暗,看不大清楚他是谁。他说:
“我们让阿尔焦姆同志来说说,他为什么被庄稼所吸引?农民意识有没有削弱了他的无产阶级觉悟呢?”
一片杂乱的、不以为然的言语悄悄在全场掠过。有的人不同意了:
“别绕弯子!用不着在这儿旁敲侧击……”
然而,阿尔焦姆说话了:
“没关系,同志们。这个小伙子说得不错,我确实是被庄稼地所吸引了,可是我并没有为此丧失工人的良心。从今往后,我就要解放出来了。我们全家都要迁到机车库附近,住在这里会比较安心、踏实。要不然,我真的是因为那块地气都喘不过来了。”
阿尔焦姆的心又一次颤栗了,因为他看到台下举起了的手臂如同密密的树林。他挺起胸脯,不再感到沉重,直直地向自己的座位走去。他身后传来了党委书记的声音:
“一致通过。”
扎哈尔·勃鲁扎克第三个走到桌前。他如今已是一个司机了,但还是和给波利托夫斯基当助手时一样,寡言少语。他讲述了自己的艰苦经历,又谈了自己近来的想法,声音不高,但大家都听得清楚。
“我的一双儿女都牺牲了。我不能老躲在角落里为他们伤心,而应该去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我还没有行动来补偿他们的死所造成的损失。列宁的死打开了我的眼界。大家就别再问我的陈年往事了,真正的生活应从现在开始。”
一回想往事,头发斑白的扎哈尔就不由地心烦意乱、神情黯淡。大家果然一个问题也没有,举手一致通过。这时,他抬起头来,一双眼睛也炯炯有神了。
大会一直开到深夜,审查着一个个申请人,入党的人全都是大家了解的,以自己经历获得信任的、最优秀的工人。
列宁的逝世促使几十万工人成为布尔什维克。领袖的逝世没有引起党的队伍的涣散。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强有力的将根深深地扎入土壤中,即使削掉树梢,也绝不会因此而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