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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求婚是真心的,”她边说边伸出左手,中指上有一枚做工讲究的金戒。“不是9K,是24K。他真的对我很好,比我妈对我好。”她打开衣柜,“这些衣服,都是他买的。我在宾馆发廊做理发时认识他的,和他好后,他养我在家里,就在你去的那幢公寓里,天天专心学香港话。”
“那他怎么不来了?”
她脸转了过去,我看她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我不知道。没办法,我才上了歌厅,那里差不多全是结了婚的男人。男人是什么货色,我看得清楚。但歌厅收入还行,其他工作挣钱少,养不起孩子。趁现在瞧上去还可挣钱,以后,不知道咋办?”她突然转变口气,面对我,恳切地说:“姨,你到香港去,能不能帮我去找他?”
难怪小米会主动领我到她住处来,难怪会这么爽直向我摊开底牌。我叹了口气,“你有他香港地址和电话吗?”
“以前我都打他的手机,现在打过去,说是用户已销号。地址从来没问过。他不说总有不说的理由,我们这种女孩都知道不应当刨根问底。”
我简直不敢相信她的话,孩子都一岁多了,父亲在哪儿都不清楚,本想指责她,但我还是忍住了。
小米说,“我上次收拾他留下的衣服,发现衣袋里有一张纸片。”她从衣柜里拿出来,“全是洋文,查了字典,是订货单,但Lee Ho Fook,像是一个饭馆,没有地址,也没有电话号码。”
我接过来一看,“这不就是利口福吗?和你那个歌厅的名字相同。”小米脸一红。她就是到同样名字的地方挣钱,她到现在还是想着那个男人,想他可能还会出现。我问小米:“你想法找过这家店吗?”
“当然,但都说找不出个名堂。”小米说,“孩子会叫爸爸了,”她从相册里抽出一张那男人的照片给我,“姨,我老得快,做这行就靠青春色相,我老了不要紧,孩子怎么办,婊子养的?孩子至今没见到过爸爸。”她终于哭起来。
岭南学院在山上,会议主题是大陆与香港的文化交流。大陆来人很多,多数是借开会名义到香港玩。幸亏我发言排在第二天,就溜了号。从电话问号小姐那儿,打听到利口福这店名,香港有四家。问号小姐给了我四个号码。一一试了,似乎都对不上,我憋出的几句粤语怎么也说不通。再与问号小姐说,她还是给出那四个号码。
我走出校园,到路边一家榨鲜水果汁店要电话簿。店主倒很客气,让我坐下,递来电话簿。我接着,掏出钱买了杯西瓜汁,喝了一口,我把电话簿还回去,问有没有以前老的电话簿?店主说:前年的,行吗?我点点头,拿过来仔细地翻,一一查对纸条上记下的电话号码。正如我预料,还有另一家利口福。
电话拨通,我问是不是利口福?那边声音太小。我问有没有陈佳顺先生?对方说没有,撂了电话。
我明白我犯傻了,不该这么问。镇定了一下,电话通后,我改了一点声音,直接说要利口福酒楼订座。对方的声音粗壮了些,也许换了一个人回答,“小姐呀,早就改名了,叫回归大酒楼。”我心里骂了一句,真他妈的跟得紧,难怪我找不着,怎么香港一个个投机生意人比赛似的爱国?我抄下电话簿上的具体地址,与电话里那人核对,地点没变,湾仔。那人非常殷切地问:“小姐,你订座?几点?”
我说,晚上六点。
穿过修顿球场,便是庄士敦道。路过天地图书公司,我飞快瞄了下书,赶快出来。六点过五分,我走进金碧辉煌的回归大酒楼。坐下后,我就对侍者说,我要找老板说话。
老板来了,不是小米给我照片上的男人。他客气地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说,我要找一个人,我把这人年龄和姓名讲了。
“没这个人,”他仅看了照片一眼,就还给了我,“不知道。”
他的眼睛未直接看我,在我直视他时,他的眼神斜瞟过我的脸。我凭本能感觉,他知道这个人。我再追问时,他还是客客气气,但改用香港话,速度异常快,我完全听不懂。我明白我这个北方人,想在香港做侦探,绝对不行。
我坐上巴士,垂头丧气回学院的宾馆。行人极拥挤,但车辆并未堵塞。我弄不清怎么回事,只明白一件:小米被香港男人像垃圾一样扔掉了,这个男人不敢站出来。我虽然曾有过一段婚史,但离异后,觉得做单身贵族比拖家带小好。此事看来是非追到底不可,不仅在于她是我亲外甥女,而是人的尊严被伤害得惨。我一定要把这男人抓出来。
第二天上午十点,该我发言,谈大陆女权运动的发展。评讲人是岭南学院社会学系的夏教授,一个精通各种新理论的女子,普通话说得艰难,索性滑进流利的英文。
集中注意力,我也算听懂了夏教授艰深理论术语后面的要点,无非是说香港“后殖民时期”,女权运动的起点比大陆高,诉求也比大陆高。对此,我没有争议,因为我不了解香港情况。但她的伶牙俐齿给我印象很深。或许,她是个豪爽正直的热心肠。在中午便餐时,我把她拉到一边,客套了几句,就把事情来由讲了一遍。
夏教授果然比我还激动,仗义人,可能又撞上她的研究题目。她谈到政府就无证儿童问题,在诉讼终审法院,牵涉到... -->>
“他求婚是真心的,”她边说边伸出左手,中指上有一枚做工讲究的金戒。“不是9K,是24K。他真的对我很好,比我妈对我好。”她打开衣柜,“这些衣服,都是他买的。我在宾馆发廊做理发时认识他的,和他好后,他养我在家里,就在你去的那幢公寓里,天天专心学香港话。”
“那他怎么不来了?”
她脸转了过去,我看她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我不知道。没办法,我才上了歌厅,那里差不多全是结了婚的男人。男人是什么货色,我看得清楚。但歌厅收入还行,其他工作挣钱少,养不起孩子。趁现在瞧上去还可挣钱,以后,不知道咋办?”她突然转变口气,面对我,恳切地说:“姨,你到香港去,能不能帮我去找他?”
难怪小米会主动领我到她住处来,难怪会这么爽直向我摊开底牌。我叹了口气,“你有他香港地址和电话吗?”
“以前我都打他的手机,现在打过去,说是用户已销号。地址从来没问过。他不说总有不说的理由,我们这种女孩都知道不应当刨根问底。”
我简直不敢相信她的话,孩子都一岁多了,父亲在哪儿都不清楚,本想指责她,但我还是忍住了。
小米说,“我上次收拾他留下的衣服,发现衣袋里有一张纸片。”她从衣柜里拿出来,“全是洋文,查了字典,是订货单,但Lee Ho Fook,像是一个饭馆,没有地址,也没有电话号码。”
我接过来一看,“这不就是利口福吗?和你那个歌厅的名字相同。”小米脸一红。她就是到同样名字的地方挣钱,她到现在还是想着那个男人,想他可能还会出现。我问小米:“你想法找过这家店吗?”
“当然,但都说找不出个名堂。”小米说,“孩子会叫爸爸了,”她从相册里抽出一张那男人的照片给我,“姨,我老得快,做这行就靠青春色相,我老了不要紧,孩子怎么办,婊子养的?孩子至今没见到过爸爸。”她终于哭起来。
岭南学院在山上,会议主题是大陆与香港的文化交流。大陆来人很多,多数是借开会名义到香港玩。幸亏我发言排在第二天,就溜了号。从电话问号小姐那儿,打听到利口福这店名,香港有四家。问号小姐给了我四个号码。一一试了,似乎都对不上,我憋出的几句粤语怎么也说不通。再与问号小姐说,她还是给出那四个号码。
我走出校园,到路边一家榨鲜水果汁店要电话簿。店主倒很客气,让我坐下,递来电话簿。我接着,掏出钱买了杯西瓜汁,喝了一口,我把电话簿还回去,问有没有以前老的电话簿?店主说:前年的,行吗?我点点头,拿过来仔细地翻,一一查对纸条上记下的电话号码。正如我预料,还有另一家利口福。
电话拨通,我问是不是利口福?那边声音太小。我问有没有陈佳顺先生?对方说没有,撂了电话。
我明白我犯傻了,不该这么问。镇定了一下,电话通后,我改了一点声音,直接说要利口福酒楼订座。对方的声音粗壮了些,也许换了一个人回答,“小姐呀,早就改名了,叫回归大酒楼。”我心里骂了一句,真他妈的跟得紧,难怪我找不着,怎么香港一个个投机生意人比赛似的爱国?我抄下电话簿上的具体地址,与电话里那人核对,地点没变,湾仔。那人非常殷切地问:“小姐,你订座?几点?”
我说,晚上六点。
穿过修顿球场,便是庄士敦道。路过天地图书公司,我飞快瞄了下书,赶快出来。六点过五分,我走进金碧辉煌的回归大酒楼。坐下后,我就对侍者说,我要找老板说话。
老板来了,不是小米给我照片上的男人。他客气地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说,我要找一个人,我把这人年龄和姓名讲了。
“没这个人,”他仅看了照片一眼,就还给了我,“不知道。”
他的眼睛未直接看我,在我直视他时,他的眼神斜瞟过我的脸。我凭本能感觉,他知道这个人。我再追问时,他还是客客气气,但改用香港话,速度异常快,我完全听不懂。我明白我这个北方人,想在香港做侦探,绝对不行。
我坐上巴士,垂头丧气回学院的宾馆。行人极拥挤,但车辆并未堵塞。我弄不清怎么回事,只明白一件:小米被香港男人像垃圾一样扔掉了,这个男人不敢站出来。我虽然曾有过一段婚史,但离异后,觉得做单身贵族比拖家带小好。此事看来是非追到底不可,不仅在于她是我亲外甥女,而是人的尊严被伤害得惨。我一定要把这男人抓出来。
第二天上午十点,该我发言,谈大陆女权运动的发展。评讲人是岭南学院社会学系的夏教授,一个精通各种新理论的女子,普通话说得艰难,索性滑进流利的英文。
集中注意力,我也算听懂了夏教授艰深理论术语后面的要点,无非是说香港“后殖民时期”,女权运动的起点比大陆高,诉求也比大陆高。对此,我没有争议,因为我不了解香港情况。但她的伶牙俐齿给我印象很深。或许,她是个豪爽正直的热心肠。在中午便餐时,我把她拉到一边,客套了几句,就把事情来由讲了一遍。
夏教授果然比我还激动,仗义人,可能又撞上她的研究题目。她谈到政府就无证儿童问题,在诉讼终审法院,牵涉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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