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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关进那里的前五年,一直浑浑噩噩,客观来说,囚禁他的并非那些围墙和铁栅栏,而首先是他行尸走肉的身体。但从第六年开始,他逐渐有了好转的迹象,可那些痛苦的回忆也随之像虫子似的苏醒,时常让他在半夜里号哭起来。他没有一天不想到自杀,但每每又胆怯,他胆怯的不是死亡,而是其他。第八年头上,他设法逃了出来,凭着一丝残存的记忆,他找到了那栋居民楼,也找到了那扇墨绿色的防盗门,可此时的他已经没有钥匙了。他在门前站了一会儿,往事再次像滚滚黑烟般袭来,迫使他惊慌失措地离开。他找到一位朋友,朋友对他的出现表现出了足够的惊讶,但还是借了一些钱给他,他用这些钱购买了一些需要用到的物件,其中最长的一件是把硬木柄的水果刀。
当然,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其中一小部分还是推测的产物,但我确定他没有使用那把水果刀,那个身患绝症的老人是被他用手掐死的。我是第一个赶到医院的警察。老人躺在病床上,看上去很安详,只是脖子上那两块黑紫色的斑显得有些突兀。我在老人的右手里发现了一个白色的信封和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扇孤零零的防盗门,门牌号是428,照片背后有一个手写的地址,信封里装着一封短得不能再短的信:这么多年,你原谅我了吗?如果是,就让我知道。
信和照片都是凶手带来的,这一点病房里的监控录像交代得很清楚:他推门进来,站在病床前同老人交谈了十分钟,遗憾的是录像里没有声音,我很难判断在这十分钟里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但谋杀很快就开始了,我没看到老人有任何挣扎,约摸过了两分钟,他直起身,从口袋里拿出信封和照片放进尸体的手里,离开了病房。
当时我尚未得知真相,因此这起谋杀案起初给我的最大感受是离奇:一个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闯进医院的单人病房,杀死了一个身患绝症的老人,还在他手里留下一封莫名其妙的信和一张奇怪的照片,这太像好莱坞电影里的情节了,他干吗要杀他呢?反正他也快死了。
我循着照片上的地址找到了那扇门,敲了一阵,毫无反应,倒是隔壁走出来一个中年男人。他怒气冲冲地告诉我不要敲了,因为那套房子早就没人住了。“女的和小孩都死了,男的送精神病院七八年了。”他说。我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他翻翻眼珠,看上去打算关门,我只好亮出证件,促使他不管是否情愿,都必须和我谈一谈。
两天后,当我们抓到凶手时,这个发疯后砍死了妻子和孩子的男人正在护城河边游荡着,他的眼神有一点发直,呆滞里隐约闪烁着一丝忧伤,就像脏水里游着的一尾病鱼。
我问他为什么要杀死那个身患绝症的老人。
“是他自己同意的,”他像是在为自己辩解,“我找到他,一说他就同意了,他说他早就想死了,要是他不同意,我会去找其他人的。”
“为什么要杀他?”我加重语气又问了一次。
他胆怯地朝椅背缩了缩,听起来仍旧像是答非所问:“我想知道我的妻子是否可以原谅我,如果她原谅我,我就可以放心去死了,那样我就不怕见到她了。如果她不原谅,我只好继续活着,尽量延迟和她见面的时间。所以我给她写了一封信专门问这件事,”他像个正常人那样对我笑了笑,“这样,我就需要一个信差。”
他被关进那里的前五年,一直浑浑噩噩,客观来说,囚禁他的并非那些围墙和铁栅栏,而首先是他行尸走肉的身体。但从第六年开始,他逐渐有了好转的迹象,可那些痛苦的回忆也随之像虫子似的苏醒,时常让他在半夜里号哭起来。他没有一天不想到自杀,但每每又胆怯,他胆怯的不是死亡,而是其他。第八年头上,他设法逃了出来,凭着一丝残存的记忆,他找到了那栋居民楼,也找到了那扇墨绿色的防盗门,可此时的他已经没有钥匙了。他在门前站了一会儿,往事再次像滚滚黑烟般袭来,迫使他惊慌失措地离开。他找到一位朋友,朋友对他的出现表现出了足够的惊讶,但还是借了一些钱给他,他用这些钱购买了一些需要用到的物件,其中最长的一件是把硬木柄的水果刀。
当然,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其中一小部分还是推测的产物,但我确定他没有使用那把水果刀,那个身患绝症的老人是被他用手掐死的。我是第一个赶到医院的警察。老人躺在病床上,看上去很安详,只是脖子上那两块黑紫色的斑显得有些突兀。我在老人的右手里发现了一个白色的信封和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扇孤零零的防盗门,门牌号是428,照片背后有一个手写的地址,信封里装着一封短得不能再短的信:这么多年,你原谅我了吗?如果是,就让我知道。
信和照片都是凶手带来的,这一点病房里的监控录像交代得很清楚:他推门进来,站在病床前同老人交谈了十分钟,遗憾的是录像里没有声音,我很难判断在这十分钟里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但谋杀很快就开始了,我没看到老人有任何挣扎,约摸过了两分钟,他直起身,从口袋里拿出信封和照片放进尸体的手里,离开了病房。
当时我尚未得知真相,因此这起谋杀案起初给我的最大感受是离奇:一个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闯进医院的单人病房,杀死了一个身患绝症的老人,还在他手里留下一封莫名其妙的信和一张奇怪的照片,这太像好莱坞电影里的情节了,他干吗要杀他呢?反正他也快死了。
我循着照片上的地址找到了那扇门,敲了一阵,毫无反应,倒是隔壁走出来一个中年男人。他怒气冲冲地告诉我不要敲了,因为那套房子早就没人住了。“女的和小孩都死了,男的送精神病院七八年了。”他说。我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他翻翻眼珠,看上去打算关门,我只好亮出证件,促使他不管是否情愿,都必须和我谈一谈。
两天后,当我们抓到凶手时,这个发疯后砍死了妻子和孩子的男人正在护城河边游荡着,他的眼神有一点发直,呆滞里隐约闪烁着一丝忧伤,就像脏水里游着的一尾病鱼。
我问他为什么要杀死那个身患绝症的老人。
“是他自己同意的,”他像是在为自己辩解,“我找到他,一说他就同意了,他说他早就想死了,要是他不同意,我会去找其他人的。”
“为什么要杀他?”我加重语气又问了一次。
他胆怯地朝椅背缩了缩,听起来仍旧像是答非所问:“我想知道我的妻子是否可以原谅我,如果她原谅我,我就可以放心去死了,那样我就不怕见到她了。如果她不原谅,我只好继续活着,尽量延迟和她见面的时间。所以我给她写了一封信专门问这件事,”他像个正常人那样对我笑了笑,“这样,我就需要一个信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