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笔趣阁 www.bibiquge.com，易中天中华史：三国纪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的。他还发表了名为《仇国论》的反战宣言，明确表示对北伐曹魏的强烈不满，声称如果继续穷兵黩武，势必自取灭亡。
这是益州集团对蜀汉当局的公开叫板，谯周却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他的言论也广为流传。谶语在东汉是有市场的（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刘禅投降后，人们更是公认谯周一语成谶，测算神准。
其实哪里是算得准，是很多人都盼望曹魏胜利，蜀汉灭亡。可以说，早在曹魏大军兵临城下之前，蜀汉王朝就已经人心浮动，蜀汉政权就已经风雨飘摇。谯周的劝降和刘禅的投降，只不过履行了一道手续而已。
奇怪吗？不奇怪。
刘禅投降前几年，出使归来的薛珝（读如许）就对吴帝孙休断言蜀国必亡。后来曹魏出兵时，一个名叫张悌的吴人也作出了相同的预测。他们给出的理由也一样：当局穷兵黩武，人民苦不堪言，朝堂没有正义的声音，田野不见健康的脸色。这样的国家，岂有不亡之理？[19]
这是有数据支持的。刘禅投降时，蜀国共有家庭二十八万户，人口九十四万人，然而军队却有十万，官吏则有四万。也就是说，九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士兵，七户就要供奉一个官吏，蜀国人民实在负担不起！[20]
当然，由于诸葛亮克己奉公以身作则，蜀汉官员总体上比较廉洁，可惜老百姓更关心的还是吃饱肚子。与孔明先生一起勒紧裤带，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
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就更是咬牙切齿。因为诸葛亮要筹集军费，又不肯加重小民负担，还要做到公平公正，结果自然是这些人出钱出力最多，岂能不怨恨？
何况他们还只有奉献没有回报。刘备信任重用的基本上没有益州人，诸葛亮执政后虽力图处以公心，却不可能根本改变既定的组织路线。“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的原则，也是诸葛亮坚持的。[21]
益州集团只可能被边缘化。
义务与权利是对等的。如果贡献最大而利益最小，益州人又凭什么要与蜀汉政权同生死共患难？
以法治蜀也有问题。因为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并没有立法权，许多法律反倒是专门用来对付和整治他们的。何况蜀汉的执法也未必都公平。诸葛亮尚且冤杀了益州豪族常房诸子，又如何保证其他人不滥用职权？[22]
总之，益州士族在政治上受排挤，经济上受盘剥，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盼望曹魏的大军早一点南下来“解放”他们。
利益，决定了益州士族的整体取向。
作为士族和豪强的政权，司马昭执政的曹魏也没有亏待他们远在益州的阶级兄弟。刘禅手下原属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官员都被调回中原，益州的地方官则由本籍士人出任，并由本地名流担任的中正官负责推荐。
益州土著“蜀人治蜀”的愿望实现了。
主动投降的刘禅住进了洛阳，靠着他的装疯卖傻和没心没肺，一直活到西晋的泰始七年（271）。那时就连曹魏也已灭亡，做皇帝的已是司马炎。
刘禅死得比曹魏还晚。
忠于职守为国捐躯的，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他在拒绝了曹魏的诱降后战死，时年三十七岁。义不受辱以身殉国的，则有刘禅的第五个儿子刘谌。他在父皇决定投降后跑到刘备的庙里痛哭一场，杀了全家然后自杀。[23]
蜀汉亡了，只有成都的武侯祠年年有人凭吊，赵藩撰写的那副对联就更是脍炙人口：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24]
所有这些，诸葛亮都想得到吗？
东吴之路
诸葛亮没想到的，孙权想到了。
孙权建立的东吴政权是三国中最后一个灭亡的。蜀汉亡于公元263年，曹魏亡于公元265年，孙吴则亡于公元280年，比曹魏晚了十五年，比蜀汉晚了十七年。
吴与蜀的亡国之君，表现也迥异。
刘禅投降后到了洛阳，司马昭设宴招待他，席间特地演奏了蜀国的乐舞。凄凉故蜀伎，来舞魏宫前，这是何等悲哀的事，刘禅却嬉笑自若。于是司马昭对部下说，一个人没有心肝，怎么可以到这种地步！
又一天，司马昭问刘禅：你很想念蜀国吧？
刘禅答：此间乐，不思蜀。
这实在太不像话，也让人难以置信。
因此过了几天，司马昭又问了一次。
这回刘禅不再说“乐不思蜀”了。他按照旧臣郤正（郤读如戏）教的那样，正襟危坐流着眼泪回答：先人的坟墓在那里，心中悲痛，没有一天不想念。
说完，便把眼睛闭了起来。
司马昭大为怀疑，说：这怎么像是郤正教的呀？
刘禅马上睁开眼睛说：猜对了，就是他！
结果所有的人都笑。[25]
当然，司马昭也不再防范刘禅。
降晋的东吴末代皇帝孙皓却倒驴不倒架。他到洛阳登殿拜见晋武帝司马炎，司马炎指着他的座位对他说：朕设此座，等待足下，已经很久了。
孙皓居然反唇相讥：臣在南方也设此座以待陛下！[26]
可惜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没错，刘禅也许是庸人（其实未必），孙皓却是暴君。在他的恐怖统治下，吴国人民朝不保夕，人人自危。至于他在司马炎那里的表现，则与其说是骨气，不如说是张狂，因为他张狂惯了。[27]
孙权的治国水平也比不上诸葛亮。在他生前，儿子们就为争夺皇位闹得不可开交，国家差一点分裂。结果是太子孙和被废，鲁王孙霸赐死，还连累一大批重臣被贬被抓被杀被痛打，丞相陆逊则活活气死在病床上。[28]
至于孙权死后，更是一塌糊涂。第二任皇帝孙亮是孙权的第七个儿子，继位时只有十岁，十六岁就被权臣赶下了台，后来又被第三任皇帝逼死或者毒杀。
第三任皇帝孙休，是第二任皇帝孙亮的哥哥。此人倒是正常死亡，却只有三十岁。而且，他谋杀弟弟孙亮一事也遭了报应，自己的皇后和儿子被第四任皇帝所杀。
这个第四任皇帝，就是亡国之君孙皓。
孙皓是废太子孙和的儿子，孙和则是孙休的哥哥。也就是说，孙皓杀的，是自己的婶娘和堂弟。此外，他还杀了孙权的第五个儿子、自己的叔叔孙奋。至于孙皓的父亲孙和，则被孙坚的弟弟孙静的曾孙孙峻所杀。
这就是东吴政权：父亲杀儿子（孙权杀孙霸），哥哥杀弟弟（孙休杀孙亮），侄儿杀叔叔（孙皓杀孙奋），宗室杀皇族（孙峻杀孙和），不折不扣的骨肉相残。
奇怪！这样的政权，怎么会最后灭亡呢？
原因仍在孙权。
实际上，孙权接班是出人意料的。当时张昭等人都以为孙策会把权力交给老三孙翊（读如义），因为孙翊像孙策。然而孙策却选择了孙权。他对孙权说，打江山夺天下，你不如我；搞政治保江东，我不如你。[29]
孙策看中的，就是孙权不像自己。
即便如此，孙策还是放心不下，又托孤于张昭。孙策说，如果仲谋无法承担重任，请先生接过江东！[30]
没错，原文就是“君便自取之”，跟刘备托孤一样。
当然，张昭不是诸葛亮，孙权也不是刘禅。但孙策和刘备的忧虑却如出一辙，他们担心的都是地方势力。
跟刘备开创的蜀汉王朝一样，孙策建立的也是一个外来政权，还是靠武力强行建立的。事实上，孙家虽然也是吴人，却不是士族而是寒族。孙坚发迹的地方也不在江东而在江西，自己还是袁术的部下。因此，当孙策带着孙坚的旧部过江归来时，遇到的几乎到处都是敌意。[31]
江东并不承认孙策是自己人。
不受欢迎的结果是大开杀戒，血腥镇压的结果则是四处皆反，孙策自己也被仇家所刺。这位“小霸王”终于意识到，不改变政策和作风，政权就保不住。[32]
所以，他选择了孙权。
孙权则选择了与蜀汉不同的道路。
实际上，正如蜀汉内部有三股势力（荆州集团、东州集团、益州集团），东吴政权也有三大派系，这就是淮泗将领、流亡北士和江东士族。其中，淮泗将领是孙坚和孙策的旧部，流亡北士则是避乱江东的北方士人。
当然，他们都是外地人。[33]
孙策建立政权，靠的就是这些外地人，尤其是张昭和周瑜。周瑜是淮泗将领的领袖，为武将之首；张昭是流亡北士的代表，为文臣之魁。后来，也正是这一文一武夹辅孙权，不但保住了江东，还不断发展壮大。
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功不可没。
但，如果孙权满足现状就此止步，那么，东吴就会永远是一个没有根基的飘忽政权，下场不会比蜀汉更好。因为江东士族对他们的反感、警惕、疑惧和排斥，绝不亚于甚至远远超过益州士族之于刘璋和刘备。
更何况，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虽然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钱袋子却在江东士族那里。
当然，人心、舆论和风向标也在他们那里。
因此，如果孙权也像刘备和诸葛亮那样，坚持“以我为主，后来居上”的组织路线，那么，他们只会比蜀汉灭亡得更早。要知道，赤壁之战以后，曹魏可是一直把东吴看作头号敌人，屡屡发兵征讨孙权的。
孙权完全清楚这一点。他也很清楚，自保自救自立自强的唯一办法，是拉江东士族入伙。这就必须调整政权内部的结构，更必须让出权力和利益。
深谋远虑的孙权当真这么做了，而且有条不紊。比如最重要的军事指挥权，便一步步由淮泗将领周瑜、流亡北士鲁肃、南渡平民吕蒙过渡，最后交到了江东士族陆逊手里。之后，他又部分地交出行政权，任命顾雍为丞相。
陆逊和顾雍是本土士族的代表，既代表江东四大家族（虞、魏、顾、陆），也代表吴郡四大家族（顾、陆、朱、张）。陆逊和顾雍出将入相后，做官的四大家族子弟多如过江之鲫，数以千计。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以及他们的子弟则被边缘化，慢慢淡出甚至退出了东吴政权。
这样一来，江东士族就跟孙吴政权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孙吴政权的利益，就是江东士族的利益。即便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江东士族也要捍卫孙吴政权，因为他们是在保家卫国。
孙权成功地实现了政权的江东化，也基本做到了“吴人治吴”。这是东吴与蜀汉不同的紧要之处，也是他们在三国当中治理得最差，持续时间却又最长的原因之一。
那么，东吴为什么还是会灭亡？
不妨来看曹魏。
殊途同归
跟东汉一样，曹魏其实早就亡了。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以后，政权实际上就是司马家族的了。十六年后司马炎逼魏元帝禅让，也只是办了一道手续而已。
政变的过程是以后要说的（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这里只说根本原因。
原因得从曹魏建国说起。
曹魏的建国之路，是一步一步探索出来的。因为曹操的特点，是有理想无蓝图。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权”。因此，曹操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士族阶级的集体抵制，包括剿灭和暗杀。[34]
然而官渡之战把整个局势都改变了。最能代表士族阶级的袁绍被证明是纸老虎，“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则成为帝国的象征。结果士族和曹操都面临两难：士族不能撇开曹操另立中央，曹操也不能撇开士族尊奉天子，而如果没有皇帝这张牌，他们都将失去斗争的正当性。
汉献帝能平安无恙，这是重要原因。
曹操身边的士族和名士比其他军阀多，也不奇怪。因为在曹丕代汉之前，曹魏与大汉并无区隔。因此，即便去了许都，也不等于投靠曹操；即便投靠曹操，也不等于死心塌地；即便死心塌地，也不等于一条道走到黑。
也就是说，曹操与士族和名士都在打同一个算盘：利用对方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个时候，就看谁会下棋了。
公开叫板的是孔融，结果被曹操毫不客气地杀掉，罪名是“不孝”。心存幻想的是荀彧，结果以自己的生命殉了自己的理想，原因是反对曹操封魏公。两人分别被视为反曹和拥曹派，结局却殊途同归，不免让人怅然。[35]
孔融和荀彧的悲剧，归根结底是他们的名士身份、士族立场和儒家思想所致。东汉王朝以名教兴国，世家大族以儒学立身，忠君守节的观念根深蒂固，改朝换代成为最敏感的问题，甚至画线的标准，他们似乎别无选择。
选择曲线救国的是陈群。
陈群跟鲁肃一样，深知汉室不可复兴，却又坚信士族阶级前途无量。成败的关键，则在曹魏。因此，他不但不反对曹操建国，甚至积极劝进。但是曹操一死，他就向曹丕提交了自己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
九品官人法又叫“九品中正制”。说穿了，就是由士族垄断做官权，然后在士族内部按照族望的高低、门阀的上下和势力的大小来分配官位和官职。因此，这个法案如能通过并且实行，则东汉虽亡，士族却胜利了。
这就是陈群与荀彧的区别。荀彧维护的，是行将就木的东汉王朝；陈群维护的，则是方兴未艾的士族阶级。所以荀彧失败，陈群成功；荀彧高尚，陈群高明。
曹丕则想通了一个问题：士族与曹家作对，究竟是为了大汉江山还是为了做官特权？曹丕认为是后者。于是他接受了陈群的建议并下令实施。没过多久，他就在中原士族的推波助澜和拥戴之下当了皇帝。[36]
这是曹丕的胜利，也是曹操的失败；是曹丕的喜剧，也是曹操的悲剧。作为一个“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权”，一旦改变性质，曹魏还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吗？
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国。曹丕成功代汉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将灭亡之时。以司马家族为首的士族集团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过是为士族阶级的政权再次加冕。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灭亡的根本原因。
那么，蜀汉和孙吴又如何？
孙权和刘备原本没有资格建国，他们得感谢曹操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曹操提供的正面经验是：士族并不可怕，非士族也能夺取天下。曹操提供的反面教训则是：士族的势力极大，只能利用，不能对抗。
因此，孙、刘都只能另辟蹊径。
顺势而为的是孙权。
孙权的路径是“江东化”，即政权的“本土化”和“士族化”。这让东吴在夹缝中得以生存，在危难中得以发展。可惜，江东化虽然夯实了孙吴政权的基础，却也改变了它的性质。前者是孙权希望的，后者则是他害怕的。
于是，晚年的孙权逐渐变得内心分裂，作风刚愎，行为乖张，对江东士族更是疑神疑鬼，以至于淫威独擅，用刑严酷。结果，上下言路不通，君臣离心离德，冤狱屡兴不止，吴国成为内部最不稳定的国家。更何况，江东士族也斗不过中原士族，因此孙吴终于亡于西晋。
绕道而行的是刘备。
刘备的办法是敬而远之，尽量避免与士族阶级发生正面冲突。诸葛亮执政后更是依法治国依法用人，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蜀汉也成为三国中治理得最好的。[37]
但，刘备和诸葛亮也有解不开的死结。
首先，他们不可能“本土化”。因为那样一来，蜀汉就势必成为一个保守狭隘的偏安之国，人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哪里还能北进中原，实现兴复汉室的理想？
何况作为外来政权的领导人，诸葛亮也不可能完全相信那些土著。因此，他不但不能实行“蜀人治蜀”，反倒必须在政治上控制，在经济上平抑，以防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尾大不掉。非如此，不能保证蜀汉政权不被颠覆。
不能“本土化”，就没有必要“士族化”。
实际上跟曹操一样，刘备和诸葛亮要建立的也是“法家寒族之政权”，只不过刘备更倾向于寒族，诸葛亮更倾向于法家。但，不走袁绍路线，是一样的。
号称宗室的刘备其实出身贫寒，刘备集团的早期核心成员也都不是名门望族出身，关羽对名流和士大夫更是不屑一顾。刘备和诸葛亮则表面上客气，政治上警惕。一旦发现名士的言论和行为危害政权，他们都不会手软。
所以，刘备杀张裕，诸葛亮杀彭羕，废来敏，黜廖立。彭羕的罪名是煽动谋反，颠覆政权；廖立的罪名是诽谤先帝，诋毁群臣；来敏的罪名是乱群。张裕是蜀中名流，彭羕是益州名士，廖立是楚之良才，来敏是荆楚名族，可见刘备、诸葛亮只是打击士族，与地域无关。[38]
这就跟曹操没有两样。
事实上诸葛亮和曹操都是法家，他们要建设的也都是高效廉洁的政府、公正清明的社会。但，公正就不能偏袒士族，高效就不能只看出身，廉洁就不能容忍贪腐，清明就不能允许霸道。所有这些，都跟士族地主阶级“垄断仕途，控制舆论，成为豪强”的三大特征格格不入，他们怎么会拥护？更重要的是，以曹魏之强大，尚且不得不放弃努力；以蜀汉之弱小，又怎么抗争得了？
所以，蜀汉必定先亡。
现在可以得出结论：魏、蜀、吴在本质上都是“非士族政权”，三家之主也均非士族，因此与士族阶级都有矛盾。斗争的结果，是曹魏放弃，孙吴妥协，蜀汉坚持。正因为坚持，所以蜀汉先亡。正因为放弃，所以曹魏也亡。正因为妥协，所以孙吴尚能苟延残喘，却也不得不亡。因为只有晋，才是完全彻底的士族地主阶级政权。
这就是“三国纪”。
那么，我们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
的。他还发表了名为《仇国论》的反战宣言，明确表示对北伐曹魏的强烈不满，声称如果继续穷兵黩武，势必自取灭亡。
这是益州集团对蜀汉当局的公开叫板，谯周却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他的言论也广为流传。谶语在东汉是有市场的（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刘禅投降后，人们更是公认谯周一语成谶，测算神准。
其实哪里是算得准，是很多人都盼望曹魏胜利，蜀汉灭亡。可以说，早在曹魏大军兵临城下之前，蜀汉王朝就已经人心浮动，蜀汉政权就已经风雨飘摇。谯周的劝降和刘禅的投降，只不过履行了一道手续而已。
奇怪吗？不奇怪。
刘禅投降前几年，出使归来的薛珝（读如许）就对吴帝孙休断言蜀国必亡。后来曹魏出兵时，一个名叫张悌的吴人也作出了相同的预测。他们给出的理由也一样：当局穷兵黩武，人民苦不堪言，朝堂没有正义的声音，田野不见健康的脸色。这样的国家，岂有不亡之理？[19]
这是有数据支持的。刘禅投降时，蜀国共有家庭二十八万户，人口九十四万人，然而军队却有十万，官吏则有四万。也就是说，九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士兵，七户就要供奉一个官吏，蜀国人民实在负担不起！[20]
当然，由于诸葛亮克己奉公以身作则，蜀汉官员总体上比较廉洁，可惜老百姓更关心的还是吃饱肚子。与孔明先生一起勒紧裤带，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
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就更是咬牙切齿。因为诸葛亮要筹集军费，又不肯加重小民负担，还要做到公平公正，结果自然是这些人出钱出力最多，岂能不怨恨？
何况他们还只有奉献没有回报。刘备信任重用的基本上没有益州人，诸葛亮执政后虽力图处以公心，却不可能根本改变既定的组织路线。“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的原则，也是诸葛亮坚持的。[21]
益州集团只可能被边缘化。
义务与权利是对等的。如果贡献最大而利益最小，益州人又凭什么要与蜀汉政权同生死共患难？
以法治蜀也有问题。因为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并没有立法权，许多法律反倒是专门用来对付和整治他们的。何况蜀汉的执法也未必都公平。诸葛亮尚且冤杀了益州豪族常房诸子，又如何保证其他人不滥用职权？[22]
总之，益州士族在政治上受排挤，经济上受盘剥，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盼望曹魏的大军早一点南下来“解放”他们。
利益，决定了益州士族的整体取向。
作为士族和豪强的政权，司马昭执政的曹魏也没有亏待他们远在益州的阶级兄弟。刘禅手下原属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官员都被调回中原，益州的地方官则由本籍士人出任，并由本地名流担任的中正官负责推荐。
益州土著“蜀人治蜀”的愿望实现了。
主动投降的刘禅住进了洛阳，靠着他的装疯卖傻和没心没肺，一直活到西晋的泰始七年（271）。那时就连曹魏也已灭亡，做皇帝的已是司马炎。
刘禅死得比曹魏还晚。
忠于职守为国捐躯的，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他在拒绝了曹魏的诱降后战死，时年三十七岁。义不受辱以身殉国的，则有刘禅的第五个儿子刘谌。他在父皇决定投降后跑到刘备的庙里痛哭一场，杀了全家然后自杀。[23]
蜀汉亡了，只有成都的武侯祠年年有人凭吊，赵藩撰写的那副对联就更是脍炙人口：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24]
所有这些，诸葛亮都想得到吗？
东吴之路
诸葛亮没想到的，孙权想到了。
孙权建立的东吴政权是三国中最后一个灭亡的。蜀汉亡于公元263年，曹魏亡于公元265年，孙吴则亡于公元280年，比曹魏晚了十五年，比蜀汉晚了十七年。
吴与蜀的亡国之君，表现也迥异。
刘禅投降后到了洛阳，司马昭设宴招待他，席间特地演奏了蜀国的乐舞。凄凉故蜀伎，来舞魏宫前，这是何等悲哀的事，刘禅却嬉笑自若。于是司马昭对部下说，一个人没有心肝，怎么可以到这种地步！
又一天，司马昭问刘禅：你很想念蜀国吧？
刘禅答：此间乐，不思蜀。
这实在太不像话，也让人难以置信。
因此过了几天，司马昭又问了一次。
这回刘禅不再说“乐不思蜀”了。他按照旧臣郤正（郤读如戏）教的那样，正襟危坐流着眼泪回答：先人的坟墓在那里，心中悲痛，没有一天不想念。
说完，便把眼睛闭了起来。
司马昭大为怀疑，说：这怎么像是郤正教的呀？
刘禅马上睁开眼睛说：猜对了，就是他！
结果所有的人都笑。[25]
当然，司马昭也不再防范刘禅。
降晋的东吴末代皇帝孙皓却倒驴不倒架。他到洛阳登殿拜见晋武帝司马炎，司马炎指着他的座位对他说：朕设此座，等待足下，已经很久了。
孙皓居然反唇相讥：臣在南方也设此座以待陛下！[26]
可惜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没错，刘禅也许是庸人（其实未必），孙皓却是暴君。在他的恐怖统治下，吴国人民朝不保夕，人人自危。至于他在司马炎那里的表现，则与其说是骨气，不如说是张狂，因为他张狂惯了。[27]
孙权的治国水平也比不上诸葛亮。在他生前，儿子们就为争夺皇位闹得不可开交，国家差一点分裂。结果是太子孙和被废，鲁王孙霸赐死，还连累一大批重臣被贬被抓被杀被痛打，丞相陆逊则活活气死在病床上。[28]
至于孙权死后，更是一塌糊涂。第二任皇帝孙亮是孙权的第七个儿子，继位时只有十岁，十六岁就被权臣赶下了台，后来又被第三任皇帝逼死或者毒杀。
第三任皇帝孙休，是第二任皇帝孙亮的哥哥。此人倒是正常死亡，却只有三十岁。而且，他谋杀弟弟孙亮一事也遭了报应，自己的皇后和儿子被第四任皇帝所杀。
这个第四任皇帝，就是亡国之君孙皓。
孙皓是废太子孙和的儿子，孙和则是孙休的哥哥。也就是说，孙皓杀的，是自己的婶娘和堂弟。此外，他还杀了孙权的第五个儿子、自己的叔叔孙奋。至于孙皓的父亲孙和，则被孙坚的弟弟孙静的曾孙孙峻所杀。
这就是东吴政权：父亲杀儿子（孙权杀孙霸），哥哥杀弟弟（孙休杀孙亮），侄儿杀叔叔（孙皓杀孙奋），宗室杀皇族（孙峻杀孙和），不折不扣的骨肉相残。
奇怪！这样的政权，怎么会最后灭亡呢？
原因仍在孙权。
实际上，孙权接班是出人意料的。当时张昭等人都以为孙策会把权力交给老三孙翊（读如义），因为孙翊像孙策。然而孙策却选择了孙权。他对孙权说，打江山夺天下，你不如我；搞政治保江东，我不如你。[29]
孙策看中的，就是孙权不像自己。
即便如此，孙策还是放心不下，又托孤于张昭。孙策说，如果仲谋无法承担重任，请先生接过江东！[30]
没错，原文就是“君便自取之”，跟刘备托孤一样。
当然，张昭不是诸葛亮，孙权也不是刘禅。但孙策和刘备的忧虑却如出一辙，他们担心的都是地方势力。
跟刘备开创的蜀汉王朝一样，孙策建立的也是一个外来政权，还是靠武力强行建立的。事实上，孙家虽然也是吴人，却不是士族而是寒族。孙坚发迹的地方也不在江东而在江西，自己还是袁术的部下。因此，当孙策带着孙坚的旧部过江归来时，遇到的几乎到处都是敌意。[31]
江东并不承认孙策是自己人。
不受欢迎的结果是大开杀戒，血腥镇压的结果则是四处皆反，孙策自己也被仇家所刺。这位“小霸王”终于意识到，不改变政策和作风，政权就保不住。[32]
所以，他选择了孙权。
孙权则选择了与蜀汉不同的道路。
实际上，正如蜀汉内部有三股势力（荆州集团、东州集团、益州集团），东吴政权也有三大派系，这就是淮泗将领、流亡北士和江东士族。其中，淮泗将领是孙坚和孙策的旧部，流亡北士则是避乱江东的北方士人。
当然，他们都是外地人。[33]
孙策建立政权，靠的就是这些外地人，尤其是张昭和周瑜。周瑜是淮泗将领的领袖，为武将之首；张昭是流亡北士的代表，为文臣之魁。后来，也正是这一文一武夹辅孙权，不但保住了江东，还不断发展壮大。
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功不可没。
但，如果孙权满足现状就此止步，那么，东吴就会永远是一个没有根基的飘忽政权，下场不会比蜀汉更好。因为江东士族对他们的反感、警惕、疑惧和排斥，绝不亚于甚至远远超过益州士族之于刘璋和刘备。
更何况，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虽然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钱袋子却在江东士族那里。
当然，人心、舆论和风向标也在他们那里。
因此，如果孙权也像刘备和诸葛亮那样，坚持“以我为主，后来居上”的组织路线，那么，他们只会比蜀汉灭亡得更早。要知道，赤壁之战以后，曹魏可是一直把东吴看作头号敌人，屡屡发兵征讨孙权的。
孙权完全清楚这一点。他也很清楚，自保自救自立自强的唯一办法，是拉江东士族入伙。这就必须调整政权内部的结构，更必须让出权力和利益。
深谋远虑的孙权当真这么做了，而且有条不紊。比如最重要的军事指挥权，便一步步由淮泗将领周瑜、流亡北士鲁肃、南渡平民吕蒙过渡，最后交到了江东士族陆逊手里。之后，他又部分地交出行政权，任命顾雍为丞相。
陆逊和顾雍是本土士族的代表，既代表江东四大家族（虞、魏、顾、陆），也代表吴郡四大家族（顾、陆、朱、张）。陆逊和顾雍出将入相后，做官的四大家族子弟多如过江之鲫，数以千计。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以及他们的子弟则被边缘化，慢慢淡出甚至退出了东吴政权。
这样一来，江东士族就跟孙吴政权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孙吴政权的利益，就是江东士族的利益。即便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江东士族也要捍卫孙吴政权，因为他们是在保家卫国。
孙权成功地实现了政权的江东化，也基本做到了“吴人治吴”。这是东吴与蜀汉不同的紧要之处，也是他们在三国当中治理得最差，持续时间却又最长的原因之一。
那么，东吴为什么还是会灭亡？
不妨来看曹魏。
殊途同归
跟东汉一样，曹魏其实早就亡了。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以后，政权实际上就是司马家族的了。十六年后司马炎逼魏元帝禅让，也只是办了一道手续而已。
政变的过程是以后要说的（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这里只说根本原因。
原因得从曹魏建国说起。
曹魏的建国之路，是一步一步探索出来的。因为曹操的特点，是有理想无蓝图。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权”。因此，曹操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士族阶级的集体抵制，包括剿灭和暗杀。[34]
然而官渡之战把整个局势都改变了。最能代表士族阶级的袁绍被证明是纸老虎，“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则成为帝国的象征。结果士族和曹操都面临两难：士族不能撇开曹操另立中央，曹操也不能撇开士族尊奉天子，而如果没有皇帝这张牌，他们都将失去斗争的正当性。
汉献帝能平安无恙，这是重要原因。
曹操身边的士族和名士比其他军阀多，也不奇怪。因为在曹丕代汉之前，曹魏与大汉并无区隔。因此，即便去了许都，也不等于投靠曹操；即便投靠曹操，也不等于死心塌地；即便死心塌地，也不等于一条道走到黑。
也就是说，曹操与士族和名士都在打同一个算盘：利用对方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个时候，就看谁会下棋了。
公开叫板的是孔融，结果被曹操毫不客气地杀掉，罪名是“不孝”。心存幻想的是荀彧，结果以自己的生命殉了自己的理想，原因是反对曹操封魏公。两人分别被视为反曹和拥曹派，结局却殊途同归，不免让人怅然。[35]
孔融和荀彧的悲剧，归根结底是他们的名士身份、士族立场和儒家思想所致。东汉王朝以名教兴国，世家大族以儒学立身，忠君守节的观念根深蒂固，改朝换代成为最敏感的问题，甚至画线的标准，他们似乎别无选择。
选择曲线救国的是陈群。
陈群跟鲁肃一样，深知汉室不可复兴，却又坚信士族阶级前途无量。成败的关键，则在曹魏。因此，他不但不反对曹操建国，甚至积极劝进。但是曹操一死，他就向曹丕提交了自己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
九品官人法又叫“九品中正制”。说穿了，就是由士族垄断做官权，然后在士族内部按照族望的高低、门阀的上下和势力的大小来分配官位和官职。因此，这个法案如能通过并且实行，则东汉虽亡，士族却胜利了。
这就是陈群与荀彧的区别。荀彧维护的，是行将就木的东汉王朝；陈群维护的，则是方兴未艾的士族阶级。所以荀彧失败，陈群成功；荀彧高尚，陈群高明。
曹丕则想通了一个问题：士族与曹家作对，究竟是为了大汉江山还是为了做官特权？曹丕认为是后者。于是他接受了陈群的建议并下令实施。没过多久，他就在中原士族的推波助澜和拥戴之下当了皇帝。[36]
这是曹丕的胜利，也是曹操的失败；是曹丕的喜剧，也是曹操的悲剧。作为一个“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权”，一旦改变性质，曹魏还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吗？
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国。曹丕成功代汉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将灭亡之时。以司马家族为首的士族集团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过是为士族阶级的政权再次加冕。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灭亡的根本原因。
那么，蜀汉和孙吴又如何？
孙权和刘备原本没有资格建国，他们得感谢曹操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曹操提供的正面经验是：士族并不可怕，非士族也能夺取天下。曹操提供的反面教训则是：士族的势力极大，只能利用，不能对抗。
因此，孙、刘都只能另辟蹊径。
顺势而为的是孙权。
孙权的路径是“江东化”，即政权的“本土化”和“士族化”。这让东吴在夹缝中得以生存，在危难中得以发展。可惜，江东化虽然夯实了孙吴政权的基础，却也改变了它的性质。前者是孙权希望的，后者则是他害怕的。
于是，晚年的孙权逐渐变得内心分裂，作风刚愎，行为乖张，对江东士族更是疑神疑鬼，以至于淫威独擅，用刑严酷。结果，上下言路不通，君臣离心离德，冤狱屡兴不止，吴国成为内部最不稳定的国家。更何况，江东士族也斗不过中原士族，因此孙吴终于亡于西晋。
绕道而行的是刘备。
刘备的办法是敬而远之，尽量避免与士族阶级发生正面冲突。诸葛亮执政后更是依法治国依法用人，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蜀汉也成为三国中治理得最好的。[37]
但，刘备和诸葛亮也有解不开的死结。
首先，他们不可能“本土化”。因为那样一来，蜀汉就势必成为一个保守狭隘的偏安之国，人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哪里还能北进中原，实现兴复汉室的理想？
何况作为外来政权的领导人，诸葛亮也不可能完全相信那些土著。因此，他不但不能实行“蜀人治蜀”，反倒必须在政治上控制，在经济上平抑，以防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尾大不掉。非如此，不能保证蜀汉政权不被颠覆。
不能“本土化”，就没有必要“士族化”。
实际上跟曹操一样，刘备和诸葛亮要建立的也是“法家寒族之政权”，只不过刘备更倾向于寒族，诸葛亮更倾向于法家。但，不走袁绍路线，是一样的。
号称宗室的刘备其实出身贫寒，刘备集团的早期核心成员也都不是名门望族出身，关羽对名流和士大夫更是不屑一顾。刘备和诸葛亮则表面上客气，政治上警惕。一旦发现名士的言论和行为危害政权，他们都不会手软。
所以，刘备杀张裕，诸葛亮杀彭羕，废来敏，黜廖立。彭羕的罪名是煽动谋反，颠覆政权；廖立的罪名是诽谤先帝，诋毁群臣；来敏的罪名是乱群。张裕是蜀中名流，彭羕是益州名士，廖立是楚之良才，来敏是荆楚名族，可见刘备、诸葛亮只是打击士族，与地域无关。[38]
这就跟曹操没有两样。
事实上诸葛亮和曹操都是法家，他们要建设的也都是高效廉洁的政府、公正清明的社会。但，公正就不能偏袒士族，高效就不能只看出身，廉洁就不能容忍贪腐，清明就不能允许霸道。所有这些，都跟士族地主阶级“垄断仕途，控制舆论，成为豪强”的三大特征格格不入，他们怎么会拥护？更重要的是，以曹魏之强大，尚且不得不放弃努力；以蜀汉之弱小，又怎么抗争得了？
所以，蜀汉必定先亡。
现在可以得出结论：魏、蜀、吴在本质上都是“非士族政权”，三家之主也均非士族，因此与士族阶级都有矛盾。斗争的结果，是曹魏放弃，孙吴妥协，蜀汉坚持。正因为坚持，所以蜀汉先亡。正因为放弃，所以曹魏也亡。正因为妥协，所以孙吴尚能苟延残喘，却也不得不亡。因为只有晋，才是完全彻底的士族地主阶级政权。
这就是“三国纪”。
那么，我们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