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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祯也觉得气氛有些不对,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夜色,缓缓地道:“先帝迎天书,东封西祀,铺张有些过了。天圣十年,事事都因循前朝先例,积弊已深,现在是不改不行了。如今朝廷年年亏空,上上下下又粉饰太平,这样下去,如何是个了局?自我亲政以来,屡次三番下诏广开言路,无论士人布衣,只要所言有利于时政者,都不吝惜赏赐。可只有李淑等了了数人,忠心王事,上了改革时政的奏章。唉——”
徐平站在身后,也不知道该怎么接口。这个年代说改革,实在是要去过刀山火海,徐平还真没那个决心踏进去,就连能够全身而退都一点把握都没有。
其实不管什么时候,大的政策改动都是惊天动地,要冒无数风险。
因为这杆旗一旦立起来,就只能进不能退,退了就无葬身之地。改革与反改革的,斗得你死我活,就是因为牵扯太多。
赵祯自登基以来,太后垂帘听政十年,虽然不表露出来,实际上憋了一肚子怨气。这也是为什么一亲政就把宰执全部换掉,一定要废掉皇后,就是要把这股气发泄出来。
出了气之后就是朝政,太后的政策要废掉,立起自己的权威。从去年开始,几次三番下诏要臣民上治世良方,一次比一次恳切。
可下诏有什么用?真以为高人在民间哪!系统性的改革必须君臣一心,有莫大的勇气才能推行下去。现在他根本就不相信原来的官僚系统,怎么能够有实际性的效果呢。
实事求是地讲,吕夷简并不反对改革,他一向并不跟皇上唱反调。可现在朝政局面就是他当政多年出来的结果,他哪里知道该怎么改?能改的早就改了。
吕夷简不在乎政策,他在乎的是实权,只要不动到他的实权,怎么改都行。
可改革就免不了利益的再分配,怎么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不动吕夷简的实权,哪里去找人帮自己做事。这是个死结,不斗个你死我活解不开的。
徐平举目四望,上没有宰相支持自己,下没有自己的根基团队,拿什么斗吕夷简?他还没天真到以为有了皇上的支持就可以,皇权没那么强大不说,这位皇帝也没那么坚强的意志,遇到了困难,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打退堂鼓。
范仲淹敢跟吕夷简死磕,那是有王曾的支持,有一大帮中下层官员拥戴,不然一道敕命就把他踢到不知道哪个边远州军去了,哪里还容得他在京城发声。
徐平相信范仲淹一众人等不是王曾指使的,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有王曾支持的。王曾不是吕夷简,他不会私植党羽,更不会搞小帮派的串连。王曾是真正的政治家,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也会扶持支持自己政治主张的人,虽然私下里他可能跟这些人话都没有说过。
王曾之后,范仲淹以下,再也没有人有如此的能力,如此的胸襟,如此的担当。徐平的历史再不好,也知道庆历新政,知道君子党与小人党,知道范仲淹和吕夷简斗争得你死活。更知道此后的王安石变法,新党和旧党的斗争甚至赌上了天下的命运。
如此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大潮,一浪一浪汹涌不灭,绝不是因为一个人的意志,更不是一群人的异想天开,而是历史的必然。
往深了说,从太宗时代统一全国,又经历对契丹和交趾以及后来的对党项的几次战败,整个国家就进了休养生息的状态。说是儒家独尊,实际上是用的黄老之术,政策大的方向是清静无为,与民休息。
前朝宰相吕端的那句“利不百,不变法”,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到了真宗后期,这种政策倾向越来越无法维持,刘太后垂帘听政的时期,不过是强行给这种政策续命罢了。
到了现在的皇上亲政,天下所有的人都明白,不变不行了。就连被认为变革最大阻力的吕夷简,实际上也不反对变革。
这是历史的大势,没有人可以阻挡。
现在惟一的问题,是没有足够份量的人领导变革,也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变革。
政治思想不是凭空出现的,必然是有学术思想做基础。这个时候,这个学术思想显然还没有出现,无法指导政治实践,所有的人都处于茫然中。徐平也无法凭空造出来,他前世学到的那些要跟这个时代相结合,还有一段路要走。
世界上没有古今通用永远正确的绝对真理,任何理论都必须与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越紧密,就越能指导国家与社会走... -->>
赵祯也觉得气氛有些不对,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夜色,缓缓地道:“先帝迎天书,东封西祀,铺张有些过了。天圣十年,事事都因循前朝先例,积弊已深,现在是不改不行了。如今朝廷年年亏空,上上下下又粉饰太平,这样下去,如何是个了局?自我亲政以来,屡次三番下诏广开言路,无论士人布衣,只要所言有利于时政者,都不吝惜赏赐。可只有李淑等了了数人,忠心王事,上了改革时政的奏章。唉——”
徐平站在身后,也不知道该怎么接口。这个年代说改革,实在是要去过刀山火海,徐平还真没那个决心踏进去,就连能够全身而退都一点把握都没有。
其实不管什么时候,大的政策改动都是惊天动地,要冒无数风险。
因为这杆旗一旦立起来,就只能进不能退,退了就无葬身之地。改革与反改革的,斗得你死我活,就是因为牵扯太多。
赵祯自登基以来,太后垂帘听政十年,虽然不表露出来,实际上憋了一肚子怨气。这也是为什么一亲政就把宰执全部换掉,一定要废掉皇后,就是要把这股气发泄出来。
出了气之后就是朝政,太后的政策要废掉,立起自己的权威。从去年开始,几次三番下诏要臣民上治世良方,一次比一次恳切。
可下诏有什么用?真以为高人在民间哪!系统性的改革必须君臣一心,有莫大的勇气才能推行下去。现在他根本就不相信原来的官僚系统,怎么能够有实际性的效果呢。
实事求是地讲,吕夷简并不反对改革,他一向并不跟皇上唱反调。可现在朝政局面就是他当政多年出来的结果,他哪里知道该怎么改?能改的早就改了。
吕夷简不在乎政策,他在乎的是实权,只要不动到他的实权,怎么改都行。
可改革就免不了利益的再分配,怎么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不动吕夷简的实权,哪里去找人帮自己做事。这是个死结,不斗个你死我活解不开的。
徐平举目四望,上没有宰相支持自己,下没有自己的根基团队,拿什么斗吕夷简?他还没天真到以为有了皇上的支持就可以,皇权没那么强大不说,这位皇帝也没那么坚强的意志,遇到了困难,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打退堂鼓。
范仲淹敢跟吕夷简死磕,那是有王曾的支持,有一大帮中下层官员拥戴,不然一道敕命就把他踢到不知道哪个边远州军去了,哪里还容得他在京城发声。
徐平相信范仲淹一众人等不是王曾指使的,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有王曾支持的。王曾不是吕夷简,他不会私植党羽,更不会搞小帮派的串连。王曾是真正的政治家,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也会扶持支持自己政治主张的人,虽然私下里他可能跟这些人话都没有说过。
王曾之后,范仲淹以下,再也没有人有如此的能力,如此的胸襟,如此的担当。徐平的历史再不好,也知道庆历新政,知道君子党与小人党,知道范仲淹和吕夷简斗争得你死活。更知道此后的王安石变法,新党和旧党的斗争甚至赌上了天下的命运。
如此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大潮,一浪一浪汹涌不灭,绝不是因为一个人的意志,更不是一群人的异想天开,而是历史的必然。
往深了说,从太宗时代统一全国,又经历对契丹和交趾以及后来的对党项的几次战败,整个国家就进了休养生息的状态。说是儒家独尊,实际上是用的黄老之术,政策大的方向是清静无为,与民休息。
前朝宰相吕端的那句“利不百,不变法”,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到了真宗后期,这种政策倾向越来越无法维持,刘太后垂帘听政的时期,不过是强行给这种政策续命罢了。
到了现在的皇上亲政,天下所有的人都明白,不变不行了。就连被认为变革最大阻力的吕夷简,实际上也不反对变革。
这是历史的大势,没有人可以阻挡。
现在惟一的问题,是没有足够份量的人领导变革,也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变革。
政治思想不是凭空出现的,必然是有学术思想做基础。这个时候,这个学术思想显然还没有出现,无法指导政治实践,所有的人都处于茫然中。徐平也无法凭空造出来,他前世学到的那些要跟这个时代相结合,还有一段路要走。
世界上没有古今通用永远正确的绝对真理,任何理论都必须与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越紧密,就越能指导国家与社会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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