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推广心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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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上,应该教给学生什么知识?”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儒家典籍,像《大学》、《论语》、《孟子》等都是很好的教材。”
除了卫朔外,其余三人都是儒家传人,自然一口一个儒家。别看魏晋以来儒家式微,但儒家拥趸并未减少,各地都有不少大儒隐居避世,专门开馆收徒,传播儒学。
“儒家典籍自然是要教的,但我以为不能光教《大学》《论语》等典籍,还应传授给学生新的思想。众所周知汉末魏晋以来,儒学‘独尊’局面被打破,反倒是黄老之学、佛教等其他学派逐渐活跃起来。”
听卫朔如此说,杨、姚、尹三人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不过他们也都清楚此言非虚,故而也没有轻易出言驳斥。
“朔一直以为,任何学问都应当与时俱进,不断随形势变化而改进发展。就拿儒学来说也不是一成不变,例如前汉武帝时,董子便是吸收了别家学说,重新整合后发展成新儒学。”
“而眼下恰逢千年未有之大变,民族存亡悬于一刻,当此之时儒家必须拿出破釜沉舟之魄力,结合新的形势再次进行整合、革新,如此方能浴火重生。”
“可……可,唉!其实我等也知儒家目前步入了绝境,只是我等并无董子才能,如何敢轻易更改圣人教义?万一引入歧途,日后万千学子岂不要因我等而万劫不复?”
其实一直以来众人对儒家都有个误区,认为儒家都是保守的、落后的,其实真正了解儒家的人都知道儒家从来就不会固步自封,很懂得‘与时俱进’,甚至为了迎合‘异族’统治者连“入夷则夷,入夏则夏”这种专为捧异族臭脚的屁话都能发明出来。
由此可见,儒家的革新之心从未熄灭,只要有机会他们机会见缝插针,见风使舵,然后重新崛起立于天下。
正是知道了儒家这种尿性,卫朔才主动引导这场变革,期望将儒家引入正途。
“其实说起来要改良儒家并不难,首先我们需要明了儒家的缺陷在哪儿?”
说到这儿,卫朔郑重地向杨翰、尹景、姚皓拱手道:“诸位,如今我等是在替儒家谋划日后百年乃至千年格局,朔希望大家能够开诚布公,不要有什么忌讳,只有将儒家存在的缺点全都找出来,然后加以改正,才能让儒家有更好的未来。”
“罢了,罢了,连直元一个小小的后生都敢破旧立新,老夫还有什么可顾虑的?说起来自董子之后儒家当政以来,最大的缺陷便是过于重德,这并不是所道德不重要,而是德行被提到了压倒一切的高度。”
“如此一来,众人只知追求虚名,而不修实务,导致各地官吏皆是夸夸其谈的书生,根本就不懂得如何治理地方、发展民生。”
“而过度拔高德治又导致了法治松弛,因为儒家子弟过于相信德化的效果而轻视了法律的威慑作用,以至于当儒家伦理与法律条文发生冲突时,前者竟可凌驾于后者之上。”
“后汉末年复私仇之风盛行,其中替父报仇,为友复仇,都因符合儒家孝、义观而受到普遍称扬,有的地方官吏为免这些人的牢狱之灾,甚至不惜弃官以私自释放之,如此下去国家岂有不崩坏者?”
“事实上,儒家并不排斥法治的作用,子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孟子、荀子都曾提出过应礼法兼施。”
“只是董子的新儒学虽吸收了部分法家思想,但并未重视法家思想。”
“若是日后做出变革当将法治思想提到与德治并列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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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上,应该教给学生什么知识?”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儒家典籍,像《大学》、《论语》、《孟子》等都是很好的教材。”
除了卫朔外,其余三人都是儒家传人,自然一口一个儒家。别看魏晋以来儒家式微,但儒家拥趸并未减少,各地都有不少大儒隐居避世,专门开馆收徒,传播儒学。
“儒家典籍自然是要教的,但我以为不能光教《大学》《论语》等典籍,还应传授给学生新的思想。众所周知汉末魏晋以来,儒学‘独尊’局面被打破,反倒是黄老之学、佛教等其他学派逐渐活跃起来。”
听卫朔如此说,杨、姚、尹三人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不过他们也都清楚此言非虚,故而也没有轻易出言驳斥。
“朔一直以为,任何学问都应当与时俱进,不断随形势变化而改进发展。就拿儒学来说也不是一成不变,例如前汉武帝时,董子便是吸收了别家学说,重新整合后发展成新儒学。”
“而眼下恰逢千年未有之大变,民族存亡悬于一刻,当此之时儒家必须拿出破釜沉舟之魄力,结合新的形势再次进行整合、革新,如此方能浴火重生。”
“可……可,唉!其实我等也知儒家目前步入了绝境,只是我等并无董子才能,如何敢轻易更改圣人教义?万一引入歧途,日后万千学子岂不要因我等而万劫不复?”
其实一直以来众人对儒家都有个误区,认为儒家都是保守的、落后的,其实真正了解儒家的人都知道儒家从来就不会固步自封,很懂得‘与时俱进’,甚至为了迎合‘异族’统治者连“入夷则夷,入夏则夏”这种专为捧异族臭脚的屁话都能发明出来。
由此可见,儒家的革新之心从未熄灭,只要有机会他们机会见缝插针,见风使舵,然后重新崛起立于天下。
正是知道了儒家这种尿性,卫朔才主动引导这场变革,期望将儒家引入正途。
“其实说起来要改良儒家并不难,首先我们需要明了儒家的缺陷在哪儿?”
说到这儿,卫朔郑重地向杨翰、尹景、姚皓拱手道:“诸位,如今我等是在替儒家谋划日后百年乃至千年格局,朔希望大家能够开诚布公,不要有什么忌讳,只有将儒家存在的缺点全都找出来,然后加以改正,才能让儒家有更好的未来。”
“罢了,罢了,连直元一个小小的后生都敢破旧立新,老夫还有什么可顾虑的?说起来自董子之后儒家当政以来,最大的缺陷便是过于重德,这并不是所道德不重要,而是德行被提到了压倒一切的高度。”
“如此一来,众人只知追求虚名,而不修实务,导致各地官吏皆是夸夸其谈的书生,根本就不懂得如何治理地方、发展民生。”
“而过度拔高德治又导致了法治松弛,因为儒家子弟过于相信德化的效果而轻视了法律的威慑作用,以至于当儒家伦理与法律条文发生冲突时,前者竟可凌驾于后者之上。”
“后汉末年复私仇之风盛行,其中替父报仇,为友复仇,都因符合儒家孝、义观而受到普遍称扬,有的地方官吏为免这些人的牢狱之灾,甚至不惜弃官以私自释放之,如此下去国家岂有不崩坏者?”
“事实上,儒家并不排斥法治的作用,子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孟子、荀子都曾提出过应礼法兼施。”
“只是董子的新儒学虽吸收了部分法家思想,但并未重视法家思想。”
“若是日后做出变革当将法治思想提到与德治并列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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