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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势大,用道家冲之,于是立国之道,道儒参半,表以法家,释家危害不大纵容之使之教化百姓,释家危害大时又开始灭佛尊儒。有时候做得好,有时候做得不好。我朝立国以来,多以儒家为里,皇家虽崇尚道家,但不是用来治国,而是与释家一样,用来教化百姓了。再辅以法家,这便是我朝立国用百家之道。”
赵祯想了一会儿,说道:“郑卿,果然乃是经学大家,朕以前真没有想过,经你一说,茅塞顿开,果然是如此。”
“这个无妨,臣之所以说它,是用来说新政的。百家当中,墨家取之儒之仁,法家取之儒之义。道家与儒家同时并存,各有冲突之处,各有融合之处。不过臣对道家种种十分反感。若真是无为,出世,怎么可以将这个国家治好?国家是用吏来治国的,不是用隐士来治国的。隐士虽好,只能用来感化百姓减少自私自利之心,推扬德化。陛下,若林和靖在世,你定当会重重奖励林和靖,但能否让他为当朝宰相?”
“不能。”
“所以臣不提这个道家而提法家与墨家,常期以来,因汉以来对义的误解,将它与仁并列之缺少了这个义,便无法恩威并用,于是才用法家辅助治国。实际这个义便是法家的法。有仁有义,才构成儒家真正的仁义。何须用法家的法。儒家之道,中庸是本,而不是仁,孤极阴阳能生万物吗?那么夫子何必修易经?这一点与道家观点十分相同。但道家最终归还一,于无。儒家却讲三对立与中和。姚崇等人法变之所以不被人重视因为一直用了微调之法,不需要重大的仁义中和,所以多被人忽视。但是新政之法,所举实乃大,首先范仲淹所说的明黜陟、抑侥幸是重中之重。用心是好的,可是裁撤的是诸路监司州县官员,失去世袭领地的宦官,因恩荫升迁的权贵磨勘之法又密,一密必难以执行,所图者又大大就容易出错。臣也赞成改革,国家弊端太多。若陛下不振奋精神改革,纵然陛下以仁爱将一次次危机化解,必然留下许多难题给后人。宋朝一旦失国,干百年后,后人会怦击陛下不作为也。”
“你说这个新政似与儒学微
“陛下,正是,儒学乃是夫子创立的治国救世的学问。
精研,足可以用来治万世之国。只要千万不要将它曲解成墨家那种妇人之仁就可以了。”
“有何关系?”
“儒家的对立三分中庸之道,阴的一面重,就往阳的一面调节,文的太重,略略增加武道。兼并田亩严重,国家就必须用财力支持贫困百姓有田,不易弃田的政策。范仲淹所图谋乃大,所触犯的又是精英权贵集团,可以,臣认为可以,毕竟是弊端。所谓的权贵,他们还是国家的臣与民,国家给他们寄贵,他们也必须为国家服务。”
“朕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陛下,他们可是国家的精英,掌控着国家的许多政权,财政,甚至在军队都有着影响。新法实施,必然骚动天下,可以骚动天下,权当是商鞅在改革秦朝法制。但没有辅助的东西,这些新法可不可以实施呢?不可以。”
“用什么来辅助?”赵祯茫然了,心里琢磨着,是不是等会儿再将郑朗写的中庸重新翻一遍。
“小动小辅,大动大辅。昔日太祖惩武将专政割据之祸,杯酒释兵权,给了石守信他们无穷无穷的大富大贵,又有王霸之道震慑之,所以国家才迅速从武道转向文治。大富大贵便是仁之术,王霸之能便是义之术。陛下想要新政成功,首先臣问一声,许多精英集团利益受损,陛下给了什么大仁之术,使之感恩配合?”
赵祯更茫然。
郑朗又说道:“不仅是大仁之术,臣要杭州实施平安监,给诸大户以大仁,但依然有人逐利而行,贪得无厌,大肆私盐,最后我怎么做的,朝廷怎么做的?惩罚,甚至动用诛杀,这便是义。臣风闻诸多言臣说惩戒吏民,吏还是民,若不是官员无能或者鼓励,作为小吏能有什么胆量?虽然祖宗有法,说刑不上士大夫,这个刑是指牢狱之灾,是刑具,并不是说对士大夫不能惩罚。罢官,免官,除名,流放,祖宗之法也没有禁止。范仲淹仅说改革,可曾说过有人阻止或者反对,又如何制裁,什么样的行为用什么手段制裁。没有大仁笼之,没有大义震慑,新法所图又大,特别针对各个豪强,与人事黜陟而去,臣认为,必败矣。”
用儒家的学问,断定庆历新政必然失败。
而且自新法实施以来,郑朗可以说是开反对的第一个先河。
赵祯呆了,问:“郑卿,你认为如何做?”
“陛下,无妨,可以做尝试,虽是争议,但新政本义不坏,治国救民,也确实针对种种弊端而去的。即便败,也可以借鉴。用这次变法,为下次积累经验。”郑朗徐徐说道。
其实章得象也暗自里说过一句话:“我看到小孩子在做蹦跳游戏,阻是阻止不了,只好由他们去,到他们碰到墙的时候,再举步欲跳,前面是墙,自然停止。”
这是一种消积的态度。
郑朗更为积极,当然,也为他自己的法铺下一个前提。
家势大,用道家冲之,于是立国之道,道儒参半,表以法家,释家危害不大纵容之使之教化百姓,释家危害大时又开始灭佛尊儒。有时候做得好,有时候做得不好。我朝立国以来,多以儒家为里,皇家虽崇尚道家,但不是用来治国,而是与释家一样,用来教化百姓了。再辅以法家,这便是我朝立国用百家之道。”
赵祯想了一会儿,说道:“郑卿,果然乃是经学大家,朕以前真没有想过,经你一说,茅塞顿开,果然是如此。”
“这个无妨,臣之所以说它,是用来说新政的。百家当中,墨家取之儒之仁,法家取之儒之义。道家与儒家同时并存,各有冲突之处,各有融合之处。不过臣对道家种种十分反感。若真是无为,出世,怎么可以将这个国家治好?国家是用吏来治国的,不是用隐士来治国的。隐士虽好,只能用来感化百姓减少自私自利之心,推扬德化。陛下,若林和靖在世,你定当会重重奖励林和靖,但能否让他为当朝宰相?”
“不能。”
“所以臣不提这个道家而提法家与墨家,常期以来,因汉以来对义的误解,将它与仁并列之缺少了这个义,便无法恩威并用,于是才用法家辅助治国。实际这个义便是法家的法。有仁有义,才构成儒家真正的仁义。何须用法家的法。儒家之道,中庸是本,而不是仁,孤极阴阳能生万物吗?那么夫子何必修易经?这一点与道家观点十分相同。但道家最终归还一,于无。儒家却讲三对立与中和。姚崇等人法变之所以不被人重视因为一直用了微调之法,不需要重大的仁义中和,所以多被人忽视。但是新政之法,所举实乃大,首先范仲淹所说的明黜陟、抑侥幸是重中之重。用心是好的,可是裁撤的是诸路监司州县官员,失去世袭领地的宦官,因恩荫升迁的权贵磨勘之法又密,一密必难以执行,所图者又大大就容易出错。臣也赞成改革,国家弊端太多。若陛下不振奋精神改革,纵然陛下以仁爱将一次次危机化解,必然留下许多难题给后人。宋朝一旦失国,干百年后,后人会怦击陛下不作为也。”
“你说这个新政似与儒学微
“陛下,正是,儒学乃是夫子创立的治国救世的学问。
精研,足可以用来治万世之国。只要千万不要将它曲解成墨家那种妇人之仁就可以了。”
“有何关系?”
“儒家的对立三分中庸之道,阴的一面重,就往阳的一面调节,文的太重,略略增加武道。兼并田亩严重,国家就必须用财力支持贫困百姓有田,不易弃田的政策。范仲淹所图谋乃大,所触犯的又是精英权贵集团,可以,臣认为可以,毕竟是弊端。所谓的权贵,他们还是国家的臣与民,国家给他们寄贵,他们也必须为国家服务。”
“朕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陛下,他们可是国家的精英,掌控着国家的许多政权,财政,甚至在军队都有着影响。新法实施,必然骚动天下,可以骚动天下,权当是商鞅在改革秦朝法制。但没有辅助的东西,这些新法可不可以实施呢?不可以。”
“用什么来辅助?”赵祯茫然了,心里琢磨着,是不是等会儿再将郑朗写的中庸重新翻一遍。
“小动小辅,大动大辅。昔日太祖惩武将专政割据之祸,杯酒释兵权,给了石守信他们无穷无穷的大富大贵,又有王霸之道震慑之,所以国家才迅速从武道转向文治。大富大贵便是仁之术,王霸之能便是义之术。陛下想要新政成功,首先臣问一声,许多精英集团利益受损,陛下给了什么大仁之术,使之感恩配合?”
赵祯更茫然。
郑朗又说道:“不仅是大仁之术,臣要杭州实施平安监,给诸大户以大仁,但依然有人逐利而行,贪得无厌,大肆私盐,最后我怎么做的,朝廷怎么做的?惩罚,甚至动用诛杀,这便是义。臣风闻诸多言臣说惩戒吏民,吏还是民,若不是官员无能或者鼓励,作为小吏能有什么胆量?虽然祖宗有法,说刑不上士大夫,这个刑是指牢狱之灾,是刑具,并不是说对士大夫不能惩罚。罢官,免官,除名,流放,祖宗之法也没有禁止。范仲淹仅说改革,可曾说过有人阻止或者反对,又如何制裁,什么样的行为用什么手段制裁。没有大仁笼之,没有大义震慑,新法所图又大,特别针对各个豪强,与人事黜陟而去,臣认为,必败矣。”
用儒家的学问,断定庆历新政必然失败。
而且自新法实施以来,郑朗可以说是开反对的第一个先河。
赵祯呆了,问:“郑卿,你认为如何做?”
“陛下,无妨,可以做尝试,虽是争议,但新政本义不坏,治国救民,也确实针对种种弊端而去的。即便败,也可以借鉴。用这次变法,为下次积累经验。”郑朗徐徐说道。
其实章得象也暗自里说过一句话:“我看到小孩子在做蹦跳游戏,阻是阻止不了,只好由他们去,到他们碰到墙的时候,再举步欲跳,前面是墙,自然停止。”
这是一种消积的态度。
郑朗更为积极,当然,也为他自己的法铺下一个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