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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问题，郑朗本来不想说的。
赵祯现在肯定不清楚，就是说出来，赵祯未必采纳，即便采纳，大臣未必同意。纵然是皇帝也不行，赵祯仁厚，可与宋神宗相比，缺少了勇气。自己与后来的熙宁变法相比，也没有王安石那种地位。
然而赵祯掏了心窝，郑朗终于忍不住说了。
然后道：“李内侍，这样吧，我写一份奏折，将我的看法禀报给陛下。”
首先便是三条。
第一条是将从中御，不是赵匡胤的本义，但与赵匡胤有关。赵匡胤是天才指挥家，命将出师，会在大将出发前，做一些简要的指示与告诫。
赵匡义自幼学引马，与赵匡胤无关，赵家原来就是小武将世家，包括赵匡胤的儿子也上过战场，屡与贼交锋，贼应弦而倒者众。是一名勇士，但为了替自己正名，刻意处处要显得比哥哥高明，包括科举、祭祀、制度与军事，甚至琴也要改成九弦琴。
于是将哥哥的这一行为发扬光大，不但每次大将出征时，作指示与告诫，而且很繁密，甚至授阵图，让将士在前方布阵图。宋真宗也是如此。
孙子兵法要求为将之道，智信仁勇严，宋真宗也亲自制度七条，修养自身，有所法则；不得越职，侵扰民政；均抚士卒，无所私党；训教士兵，勤习武艺；安抚士卒，甘苦同当；制驭士卒，无使犯禁。
最重要的谋略与勇敢不见了。
将从中御的祖宗法制完全成形！
田锡、王禹偁等重臣，包括后来的岳飞皆表示反对，不得功。
赵祯朝，也有一些大臣，包括郑朗在内先后提出进谏，特别是郑朗少年在宫中与赵祯一番谈话，说澶州之盟的弊端，给赵祯留下深刻的印象。故赵祯并没有过多干涉前方将领的指挥，更没有临行授什么锦囊与阵图。
但将从中御政策依然存在。
这个中不是皇上，而是前线大本营里指挥的文臣，比如范雍。
坐在安全的州城里，对将领说你们怎么怎么做，韩琦也做过类似的事，导致任福大败。
然而战场上变化万千，往往一阵突然到来的狂风，一场暴雪，一场大雪，战斗形势立即改变。故孙子多将说兵无常形，甚至有的名将根本不去看兵法。因为即便看了，不可能照搬全抄。
本来文臣对军事就不善长，再用了将从中御的政策，故宋军将士虽勇敢，很难获得大胜。有，但这几场大捷，全是前线指挥独专大权，包括童贯，连宋徽宗的圣旨也不听，这才取得的。
为什么有了这个古怪的国策？
原因很简单，控制将士有种种奇怪的想法，否则想来想去，会对朝廷不利。
打仗的武将领本来权利很小，再缺少想像力，指挥权上完全是一个傀儡，这个仗还怎么打？比如狄青昆仑关大捷，若不斩杀杨畋，听从余靖的安排，还能不能取得昆仑关大捷？
将从中御政策，使武将危害性无穷的减弱，但别指望打胜仗。
消极防御政策完全是赵匡义造成的，高梁河战役失败，也不是大不了的事，胜败军事常事，但赵匡义害怕了，开挖塘泊，种植庄稼树城，包括杨延朗三关也是这一政策的产物，只是御防，而不是进攻。
这一政策后患无穷，象郑朗在延州城北摆了一个巴士，城里城外的兵力最少需要两万多人，这仅是一处，从河北到秦凤路，宋朝边疆有多长，仅是一道巴士，最少得要两百万军队！
而且兵力分散，失去速度的优势，往往让敌人以多打少，张洎说兵聚则功成，兵分则祸集，胜败之道，其理昭然。只要实施这一政策。已注定了胜败。
郑朗还不算过份的，摆了一个巴士，是无奈之举，但知道将兵力集中到有限的寨砦里，保持每一寨砦兵力皆达到一千人以上，有一定的防御能力，又因为后方不远处便是延州城与保安军，又有青涧城、金明寨、桥子谷寨三大据点，能做到相互接应，但再看看原来宋朝的寨砦分布，已经分兵，再无穷分，有的寨砦里仅有一两百驻军，守是不能守，攻是不能攻，又不能及时调动军队，不战则矣，一战必败。
可以布寨砦，布置也要巧妙，是布一张看似洞眼很大，但丝麻厚实的天网，而不是布一些看似严密，连小鱼儿也网不住的弱密之网。
另外就是勇气，前线指挥没有开疆拓土的动力。不能开，一开意味着马上被其他人替换，以防功高震主。
当然，比只会搞抗议，哄骗百姓的政府要强，但这种政策，又掣肘着前线胜利的可能性。
议和苟安与赵匡胤依然无关，虽然往大渡河上挥了金斧子，其实有许多原因，往西往南去，多是少数民族，得到好处不大，甚至还需要朝廷不断的支援，又分去了兵力。
南方有南唐，后方有后汉与契丹，主要敌人是强大的契丹，不能将精力放在偏远的南方，故挥了这一斧子。
赵匡义高梁河大败后，倦于兵事，于是说，清静致治之道，修德以怀远，四夷当置之度外，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测，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
无论契丹与吐蕃或者党项，祸害不过是边境的百姓，不会灭国。从国内产生动荡，祸害无穷。宋朝重文黜武，偏于内治的政策成形。以致于澶渊城下，杨延郎献策说借势取易幽等诸州，不但乘契丹兵力空虚时夺下幽云十六州，还可以逼迫契丹撤兵，中途伏击，此乃围魏救赵之策。宋真宗不听，一心想要议和，盟约后又装神弄鬼自解，一国君臣如病狂然。
想打胜仗，赵祯得做好思想准备工作，先打败他的父亲与爷爷。
郑朗将大部分弊端，与成形的原因，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一一写了出来。最后说了一件事，可以御防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但不得矫枉过正。
这三条制度郑朗一时半会，没有指望赵祯会改革。
又写了下面的东西。
宋朝对军法十分看重，无主将命先离队者斩，贼军离阵远引力不及乱射斩，发箭不尽斩，发箭回顾斩(不让士兵看后，产生逃意)，失旗鼓旌节全队斩，奸犯妇女女子入营斩，贼军来降辄杀者斩，忧民者斩，等等。若全部执行，纵然岳家军的军纪也不及之。
但说一套做一套，王全斌破蜀后所做所为，也没有斩，黄德和之死与甘泉大掠无关，至于女子不得入营，早丢到欧洲去了，几乎宋军所有的军队里都有军妓存在。
因此重新制订军法，宁简勿繁，宁易勿难。不能要求太高，军法太多了，太难了，不能执行。重新修改军法，但修改后，全军必须执行这些军法。
当然，宋军比西夏军队军纪要好，这也是之所以数次虽败，不是那种耻辱性大败的原因，也几乎是宋军唯一能抵抗西夏军队的地方。但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对贪夫庸将的宽纵，汉时李文误期处死，宋朝无论怎么败，也不见处罚，所以将领不惧失败，而是想方设法保住自己性命，往往象黄德和那样未败之时，率先逃命，造成大败产生。
私役军士，将手下当成自己的佣人，修造宅第，伐薪烧炭，种植蔬菜庄稼，织造段子坐褥，做木偶戏人，刺绣奏乐，造成严重的财政浪费，损伤了战斗力，军队更是乌烟瘴气，军纪松驰。
刻剥军士钱粮衣服，私放军债，买工。张宗诲说的武器不良多是这一原因造成的。不但军中，京城各制作武器作坊，也因为贪墨等现象，或者因为剥削作坊工人，抢工，所制武器不精，甚至延州城中有的箭矢因为用铁粗滥，大引不能劲穿一层甲胄。
前三条针对国策，这三条针对军中时弊。
想打仗，没有一个主题明确的国策方针，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献再好的方略也不会产生作用。
这才献方略。
前段时间包括陈执中等人也上书言奏，内容空泛，不切实际。只有吴育献了一策，稍稍有用一些，朕吐蕃回鹘，对西夏实施伐交之战，可是回鹘与吐蕃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联系，但不能指望他们会产生多大的作用。此时无昊立国已稳，非是前几年相比，连吐蕃人因为唃厮啰父子的内乱，想打通南丝绸之路不可能了。
增加乡兵，比韩琦更进了一步。
但又不是夏竦所进方略，夏竦已将乡兵当成正规军队，会产生许多顾忌。
这些乡兵常设，闲时务农，农闲训练，战时出征，免其赋役，给予稍许补贴。
那么不会让边臣专权，敌人不入... -->>
这三个问题，郑朗本来不想说的。
赵祯现在肯定不清楚，就是说出来，赵祯未必采纳，即便采纳，大臣未必同意。纵然是皇帝也不行，赵祯仁厚，可与宋神宗相比，缺少了勇气。自己与后来的熙宁变法相比，也没有王安石那种地位。
然而赵祯掏了心窝，郑朗终于忍不住说了。
然后道：“李内侍，这样吧，我写一份奏折，将我的看法禀报给陛下。”
首先便是三条。
第一条是将从中御，不是赵匡胤的本义，但与赵匡胤有关。赵匡胤是天才指挥家，命将出师，会在大将出发前，做一些简要的指示与告诫。
赵匡义自幼学引马，与赵匡胤无关，赵家原来就是小武将世家，包括赵匡胤的儿子也上过战场，屡与贼交锋，贼应弦而倒者众。是一名勇士，但为了替自己正名，刻意处处要显得比哥哥高明，包括科举、祭祀、制度与军事，甚至琴也要改成九弦琴。
于是将哥哥的这一行为发扬光大，不但每次大将出征时，作指示与告诫，而且很繁密，甚至授阵图，让将士在前方布阵图。宋真宗也是如此。
孙子兵法要求为将之道，智信仁勇严，宋真宗也亲自制度七条，修养自身，有所法则；不得越职，侵扰民政；均抚士卒，无所私党；训教士兵，勤习武艺；安抚士卒，甘苦同当；制驭士卒，无使犯禁。
最重要的谋略与勇敢不见了。
将从中御的祖宗法制完全成形！
田锡、王禹偁等重臣，包括后来的岳飞皆表示反对，不得功。
赵祯朝，也有一些大臣，包括郑朗在内先后提出进谏，特别是郑朗少年在宫中与赵祯一番谈话，说澶州之盟的弊端，给赵祯留下深刻的印象。故赵祯并没有过多干涉前方将领的指挥，更没有临行授什么锦囊与阵图。
但将从中御政策依然存在。
这个中不是皇上，而是前线大本营里指挥的文臣，比如范雍。
坐在安全的州城里，对将领说你们怎么怎么做，韩琦也做过类似的事，导致任福大败。
然而战场上变化万千，往往一阵突然到来的狂风，一场暴雪，一场大雪，战斗形势立即改变。故孙子多将说兵无常形，甚至有的名将根本不去看兵法。因为即便看了，不可能照搬全抄。
本来文臣对军事就不善长，再用了将从中御的政策，故宋军将士虽勇敢，很难获得大胜。有，但这几场大捷，全是前线指挥独专大权，包括童贯，连宋徽宗的圣旨也不听，这才取得的。
为什么有了这个古怪的国策？
原因很简单，控制将士有种种奇怪的想法，否则想来想去，会对朝廷不利。
打仗的武将领本来权利很小，再缺少想像力，指挥权上完全是一个傀儡，这个仗还怎么打？比如狄青昆仑关大捷，若不斩杀杨畋，听从余靖的安排，还能不能取得昆仑关大捷？
将从中御政策，使武将危害性无穷的减弱，但别指望打胜仗。
消极防御政策完全是赵匡义造成的，高梁河战役失败，也不是大不了的事，胜败军事常事，但赵匡义害怕了，开挖塘泊，种植庄稼树城，包括杨延朗三关也是这一政策的产物，只是御防，而不是进攻。
这一政策后患无穷，象郑朗在延州城北摆了一个巴士，城里城外的兵力最少需要两万多人，这仅是一处，从河北到秦凤路，宋朝边疆有多长，仅是一道巴士，最少得要两百万军队！
而且兵力分散，失去速度的优势，往往让敌人以多打少，张洎说兵聚则功成，兵分则祸集，胜败之道，其理昭然。只要实施这一政策。已注定了胜败。
郑朗还不算过份的，摆了一个巴士，是无奈之举，但知道将兵力集中到有限的寨砦里，保持每一寨砦兵力皆达到一千人以上，有一定的防御能力，又因为后方不远处便是延州城与保安军，又有青涧城、金明寨、桥子谷寨三大据点，能做到相互接应，但再看看原来宋朝的寨砦分布，已经分兵，再无穷分，有的寨砦里仅有一两百驻军，守是不能守，攻是不能攻，又不能及时调动军队，不战则矣，一战必败。
可以布寨砦，布置也要巧妙，是布一张看似洞眼很大，但丝麻厚实的天网，而不是布一些看似严密，连小鱼儿也网不住的弱密之网。
另外就是勇气，前线指挥没有开疆拓土的动力。不能开，一开意味着马上被其他人替换，以防功高震主。
当然，比只会搞抗议，哄骗百姓的政府要强，但这种政策，又掣肘着前线胜利的可能性。
议和苟安与赵匡胤依然无关，虽然往大渡河上挥了金斧子，其实有许多原因，往西往南去，多是少数民族，得到好处不大，甚至还需要朝廷不断的支援，又分去了兵力。
南方有南唐，后方有后汉与契丹，主要敌人是强大的契丹，不能将精力放在偏远的南方，故挥了这一斧子。
赵匡义高梁河大败后，倦于兵事，于是说，清静致治之道，修德以怀远，四夷当置之度外，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测，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
无论契丹与吐蕃或者党项，祸害不过是边境的百姓，不会灭国。从国内产生动荡，祸害无穷。宋朝重文黜武，偏于内治的政策成形。以致于澶渊城下，杨延郎献策说借势取易幽等诸州，不但乘契丹兵力空虚时夺下幽云十六州，还可以逼迫契丹撤兵，中途伏击，此乃围魏救赵之策。宋真宗不听，一心想要议和，盟约后又装神弄鬼自解，一国君臣如病狂然。
想打胜仗，赵祯得做好思想准备工作，先打败他的父亲与爷爷。
郑朗将大部分弊端，与成形的原因，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一一写了出来。最后说了一件事，可以御防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但不得矫枉过正。
这三条制度郑朗一时半会，没有指望赵祯会改革。
又写了下面的东西。
宋朝对军法十分看重，无主将命先离队者斩，贼军离阵远引力不及乱射斩，发箭不尽斩，发箭回顾斩(不让士兵看后，产生逃意)，失旗鼓旌节全队斩，奸犯妇女女子入营斩，贼军来降辄杀者斩，忧民者斩，等等。若全部执行，纵然岳家军的军纪也不及之。
但说一套做一套，王全斌破蜀后所做所为，也没有斩，黄德和之死与甘泉大掠无关，至于女子不得入营，早丢到欧洲去了，几乎宋军所有的军队里都有军妓存在。
因此重新制订军法，宁简勿繁，宁易勿难。不能要求太高，军法太多了，太难了，不能执行。重新修改军法，但修改后，全军必须执行这些军法。
当然，宋军比西夏军队军纪要好，这也是之所以数次虽败，不是那种耻辱性大败的原因，也几乎是宋军唯一能抵抗西夏军队的地方。但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对贪夫庸将的宽纵，汉时李文误期处死，宋朝无论怎么败，也不见处罚，所以将领不惧失败，而是想方设法保住自己性命，往往象黄德和那样未败之时，率先逃命，造成大败产生。
私役军士，将手下当成自己的佣人，修造宅第，伐薪烧炭，种植蔬菜庄稼，织造段子坐褥，做木偶戏人，刺绣奏乐，造成严重的财政浪费，损伤了战斗力，军队更是乌烟瘴气，军纪松驰。
刻剥军士钱粮衣服，私放军债，买工。张宗诲说的武器不良多是这一原因造成的。不但军中，京城各制作武器作坊，也因为贪墨等现象，或者因为剥削作坊工人，抢工，所制武器不精，甚至延州城中有的箭矢因为用铁粗滥，大引不能劲穿一层甲胄。
前三条针对国策，这三条针对军中时弊。
想打仗，没有一个主题明确的国策方针，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献再好的方略也不会产生作用。
这才献方略。
前段时间包括陈执中等人也上书言奏，内容空泛，不切实际。只有吴育献了一策，稍稍有用一些，朕吐蕃回鹘，对西夏实施伐交之战，可是回鹘与吐蕃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联系，但不能指望他们会产生多大的作用。此时无昊立国已稳，非是前几年相比，连吐蕃人因为唃厮啰父子的内乱，想打通南丝绸之路不可能了。
增加乡兵，比韩琦更进了一步。
但又不是夏竦所进方略，夏竦已将乡兵当成正规军队，会产生许多顾忌。
这些乡兵常设，闲时务农，农闲训练，战时出征，免其赋役，给予稍许补贴。
那么不会让边臣专权，敌人不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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