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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当作白人还是头一次。刚开始的时候我非常不习惯。克鲁说,白人在加纳人的心目中等于是有钱人。这让我想起那些满大街与老外牵手的中国女人,误把洋人都当成了富人。我和老板阿龙走在阿克拉的街道上,经常听到有人“master!master!”地叫,阿龙问我那是什么意思,我说叫你主人呢?就像百年前国人常说的“大人请安”的意思。没想到在国内无论多努力都很难当家做主,无论年纪多大都很少有人把你当“大人”,而到了加纳,不费吹灰之力就荣升大人了,不禁飘飘欲仙,神魂颠倒。
后来的经历证明,原来在加纳当大人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将之归纳为过三关。首先是警察关。有一次行在路上,车子被警察拦住了,阿龙和我一动不动地坐在车里。克鲁警告说,千万别把头伸出窗外看热闹,只要不让警察看到车上有白人就没事。阿龙和我像两个心虚的偷渡客,大气都不敢出。没想到警察不吃克鲁那一套,我看到一名穿制服戴大盖帽的男人往车子的方向走过来。到了车子旁边,我看见了他腰间别的手枪手里持的警棍。
然后,我又看见一张黑不溜秋的脸和车窗亲密接触,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像是发现了新大陆。最后,我看见两只圆滚圆滚的手臂,大摇大摆地游离而去。克鲁回来时,冲着车里的我喊到:“andy,你出来。给他七万塞地吧。”七万塞地等于七十块人民币,不算贵。我望了阿龙一眼,阿龙说:“给他吧!这个黑鬼!”
我走下车子,战战兢兢来到“黑鬼”面前,从厚厚一打塞地中取出7张递给他,没想到警察不收,他盯着我手里厚厚的塞地,贼眼一转,说:“我改变主意了!十万!”我急于要摆脱困境,没有回头请示老板,自作主张地又递了三张给这个无赖。事后克鲁说:“我开着这辆无牌照的车到处转,从来没有被罚过,今天的麻烦都是你们的肤色惹的祸。”
第二关是饭桌关。有一次,阿龙请经营金矿买卖的公司老板吃饭,老板带了五六个随从。那餐饭实在是难吃,不是酒店的饭菜不好,而是那老板牛高马大,满脸横肉,一身的狐臭味,一见面就一把抱住阿龙和我,一边一人把我们提到空中,还转了两圈。这个见面礼实在是太重,让人受不了。
阿龙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还沉得住气。待到客人坐定,把菜单递给大家,请各自点了各自的最爱,就看着他们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阿龙吃得很少,一面抽着烟一面给各位上汤,服务真是周到。看得出客人吃得满意,阿龙也难得这么开心,开始和他们谈起买卖黄金的事情来。谈到尾声,阿龙手一挥,嘴一张:“买单!”酒店的老板应声而来。
这老板是个中国人,他用汉语对阿龙说,一共50万塞地。阿龙说不对,再怎么数台面上的空盘子也没有那么多。酒店老板说:“打包的还没有算呢。”“打包?谁打包?”阿龙问。正说着,服务员上来,手里提着几个装着盒饭的塑料袋,分别送到了这帮吃完了还要兜着走的加纳白领手中。
第三关是面子关。十四岁的时候,我从乡下到首府配镜,在友谊商店第一次见到活生生的老外,好奇之心引导我一直跟进他们,像一只跟屁虫。
我们混到黑人的队伍里,以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以为不会遭受歧视和白眼,没想到这里是走两个极端,城里的平民称我们为大人,乡里的老百姓不把我们当人,特别是村里的孩子们。只要有一个人看见我们,他的身边就会出现另一个孩子,慢慢地由一个孩子变成一群孩子,在两三米开外的地方傻傻地看着,正好是动物圆里看猴子的距离。
有一次我坐在车里,我看见车子旁边有一位头上顶着一大筐面包沿街叫卖的黑姑娘,不知何故面包撒落一地。我一直惊叹加纳劳动人民那顶天立地的脖子,喝的水,吃的米,烧的柴,用的锅,割的菜,摘的果,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往脖子上放。这些满大街头顶东西的妇女儿童,个个像训练有素的杂技演员,没见有谁失手掉过东西。我发誓,在我离开加纳之前,一定要看到有人失手掉东西,现在终于看到,不禁得意起来,心想,马都有失前蹄的时候,更何况是人呢?'
后来,克鲁神秘兮兮地问我:“你知道那个姑娘为什么会掉东西吗?”
“为什么?”我不知克鲁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她看到车里有白人了!她看上你们了!哈哈哈!”
去加纳之前,我在南宁接待来自费城的西曼,一个到过加纳的白人。
希曼说,加纳人很愚蠢,开起车来不要命。每一天在路上,不时有阴沟里翻车的场景出现。那些还能爬得起来的司机,只要车还转手脚还灵,马上重整旗鼓,继续狂飙。
希曼提醒我,不要随便上黑人的车。那些装满黑人往乡下赶的破车,常常是事故的起因。
我们看着那辆窗口有一个枪眼一样窟窿的无牌照废车目瞪口呆。纳纳说这辆车其实蛮好用的,只是轮子经常出问题。这是什么话?这等于是一个芭蕾舞演员说,我还能跳,只是脚尖出了点毛病。等于是刘翔说,我还能跑,只是跟腱有一点点疼。我把我的担忧跟阿龙讲了,阿龙说:“先看看再说吧。”
我被当作白人还是头一次。刚开始的时候我非常不习惯。克鲁说,白人在加纳人的心目中等于是有钱人。这让我想起那些满大街与老外牵手的中国女人,误把洋人都当成了富人。我和老板阿龙走在阿克拉的街道上,经常听到有人“master!master!”地叫,阿龙问我那是什么意思,我说叫你主人呢?就像百年前国人常说的“大人请安”的意思。没想到在国内无论多努力都很难当家做主,无论年纪多大都很少有人把你当“大人”,而到了加纳,不费吹灰之力就荣升大人了,不禁飘飘欲仙,神魂颠倒。
后来的经历证明,原来在加纳当大人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将之归纳为过三关。首先是警察关。有一次行在路上,车子被警察拦住了,阿龙和我一动不动地坐在车里。克鲁警告说,千万别把头伸出窗外看热闹,只要不让警察看到车上有白人就没事。阿龙和我像两个心虚的偷渡客,大气都不敢出。没想到警察不吃克鲁那一套,我看到一名穿制服戴大盖帽的男人往车子的方向走过来。到了车子旁边,我看见了他腰间别的手枪手里持的警棍。
然后,我又看见一张黑不溜秋的脸和车窗亲密接触,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像是发现了新大陆。最后,我看见两只圆滚圆滚的手臂,大摇大摆地游离而去。克鲁回来时,冲着车里的我喊到:“andy,你出来。给他七万塞地吧。”七万塞地等于七十块人民币,不算贵。我望了阿龙一眼,阿龙说:“给他吧!这个黑鬼!”
我走下车子,战战兢兢来到“黑鬼”面前,从厚厚一打塞地中取出7张递给他,没想到警察不收,他盯着我手里厚厚的塞地,贼眼一转,说:“我改变主意了!十万!”我急于要摆脱困境,没有回头请示老板,自作主张地又递了三张给这个无赖。事后克鲁说:“我开着这辆无牌照的车到处转,从来没有被罚过,今天的麻烦都是你们的肤色惹的祸。”
第二关是饭桌关。有一次,阿龙请经营金矿买卖的公司老板吃饭,老板带了五六个随从。那餐饭实在是难吃,不是酒店的饭菜不好,而是那老板牛高马大,满脸横肉,一身的狐臭味,一见面就一把抱住阿龙和我,一边一人把我们提到空中,还转了两圈。这个见面礼实在是太重,让人受不了。
阿龙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还沉得住气。待到客人坐定,把菜单递给大家,请各自点了各自的最爱,就看着他们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阿龙吃得很少,一面抽着烟一面给各位上汤,服务真是周到。看得出客人吃得满意,阿龙也难得这么开心,开始和他们谈起买卖黄金的事情来。谈到尾声,阿龙手一挥,嘴一张:“买单!”酒店的老板应声而来。
这老板是个中国人,他用汉语对阿龙说,一共50万塞地。阿龙说不对,再怎么数台面上的空盘子也没有那么多。酒店老板说:“打包的还没有算呢。”“打包?谁打包?”阿龙问。正说着,服务员上来,手里提着几个装着盒饭的塑料袋,分别送到了这帮吃完了还要兜着走的加纳白领手中。
第三关是面子关。十四岁的时候,我从乡下到首府配镜,在友谊商店第一次见到活生生的老外,好奇之心引导我一直跟进他们,像一只跟屁虫。
我们混到黑人的队伍里,以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以为不会遭受歧视和白眼,没想到这里是走两个极端,城里的平民称我们为大人,乡里的老百姓不把我们当人,特别是村里的孩子们。只要有一个人看见我们,他的身边就会出现另一个孩子,慢慢地由一个孩子变成一群孩子,在两三米开外的地方傻傻地看着,正好是动物圆里看猴子的距离。
有一次我坐在车里,我看见车子旁边有一位头上顶着一大筐面包沿街叫卖的黑姑娘,不知何故面包撒落一地。我一直惊叹加纳劳动人民那顶天立地的脖子,喝的水,吃的米,烧的柴,用的锅,割的菜,摘的果,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往脖子上放。这些满大街头顶东西的妇女儿童,个个像训练有素的杂技演员,没见有谁失手掉过东西。我发誓,在我离开加纳之前,一定要看到有人失手掉东西,现在终于看到,不禁得意起来,心想,马都有失前蹄的时候,更何况是人呢?'
后来,克鲁神秘兮兮地问我:“你知道那个姑娘为什么会掉东西吗?”
“为什么?”我不知克鲁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她看到车里有白人了!她看上你们了!哈哈哈!”
去加纳之前,我在南宁接待来自费城的西曼,一个到过加纳的白人。
希曼说,加纳人很愚蠢,开起车来不要命。每一天在路上,不时有阴沟里翻车的场景出现。那些还能爬得起来的司机,只要车还转手脚还灵,马上重整旗鼓,继续狂飙。
希曼提醒我,不要随便上黑人的车。那些装满黑人往乡下赶的破车,常常是事故的起因。
我们看着那辆窗口有一个枪眼一样窟窿的无牌照废车目瞪口呆。纳纳说这辆车其实蛮好用的,只是轮子经常出问题。这是什么话?这等于是一个芭蕾舞演员说,我还能跳,只是脚尖出了点毛病。等于是刘翔说,我还能跑,只是跟腱有一点点疼。我把我的担忧跟阿龙讲了,阿龙说:“先看看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