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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想象。”
我有点懵：“我们平常接触的很好的老师也会说，我想要一个有创造力、有想象力的学生，难道你没有吗？”
“那学生做不到，他会不会放弃呢？会不会怪这个学生？”
哦。
他说好感与反感是最有危害的心态：“我以前考虑过很多方法，最后放弃了，方法都没有用，总是想着这个，没办法真正去看学生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很开放地看得到，很自然地就会有反应，适合学生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学生很喜欢，很容易接受。”
我说：“那很多人觉得，你只是一个生活中陪着他们的人，你并没有在教育他们啊？”
他说了一句，当时我没有注意，日后却不知不觉盘踞在我心里：“教育就是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不管是故意还是不故意。”
我憋不住，直接问：“那这个孩子说你死跟我有什么关系，这话你听了不会感到不舒服吗？”
他笑了一下，脸上纹路很稠，说：“我把命交给他们了，不管他们怎么对待我，我都要承受了。”
在课堂上，有时男孩子大叫大闹，甚至骂他嘲笑他，卢安克无法上课，就停下来。他说自己也有发脾气的冲动，但立刻抑制，“我受不了凶”，这个抑制比发火会更快地让班里安静下来，男孩说：“我管不住自己，你让我出去站一会儿。”卢安克就开门让他出去站着。
我转述孩子的话：“他们说你太温柔了，如果凶一点会更好。”
他说：“有的人他没有承受能力，别人骂他，或者对待他不好，他承受不了，所以他必须反应，本来不想打人，但因为受不了就必须打人。他控制不了自己，就是心里不自由。”
所以他说：“我像接受淋雨一样，接受他们带来的后果。”
我问过卢安克，为什么学生之间的攻击行为很频繁？
“那是他们的教育方式，跟父母学的。学生也互相这样教育，他们没有看到更好的方式。”
我从来没见过他跟孩子讲什么大道理。“语言很多时候是假的。”他说，“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才是真的。”
他让学生一起画画、做音乐，一起拍电视剧，主人公是一个最终明白“人的强大不是征服了什么，而是承受了什么”的孩子。他说：“要通过行为来学习，不是说话，说话是抽象的，不侵入他们的感受，但用行为去学习，更直接。”
“但你觉得他们能理解吗？”
“可能头脑想不到，但他们的头脑中都存在，他们已经接受了，没理解，但大了，他们会回忆，会理解。”
卢安克说：“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
那个黑脸的小皮孩，只有待在卢安克怀里的时候，才能一待十几分钟，像只小熊一样窝着不动。即使别人挑衅他，他也能暂时不还手。他陪着这些孩子长大，现在他们已经六年级，就要离开这所学校了。这些小孩子，一人一句写下他们的歌词组成一首歌，“我孤独站在，这冰冷的窗外……”“好汉不需要面子……”大家在钢琴上乱弹个旋律，卢安克把这些记下来拼在一起，他说，“创造本来就是乱来。”
这个最皮的孩子忽然说：“要不要听我的？”
他说出的歌词让我大吃一惊，我捉住他胳膊：“你再说一遍。”
“我们都不完美/但我愿为你作出/不可能的改善。”
我问：“你为谁写的？”
他指着卢安克：“他。”
做这期节目时，我和老范一反常态，只谈技术与结构问题，不谈任何内心的事。后来看她文章我才知道，她也在这过程中无数次地问自己：“我自问我为什么心里总是这么急呢，做节目的时候急，没节目做也急，不被理解急，理解了之后也急，改变不了别人急，改变了也急。为什么我心里，总有那么多的放不下，那么多的焦虑呢？”
我问过卢安克：“你写过，中国农村和城市的人，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太着急了。怎么叫‘太着急了’？”
卢安克说：“来不及打好基础，就要看见成果。”
我说：“会有人觉得那就太漫长了。”——那人就是我，那人就
是我。
他说：“小学老师教了一批一批，都看不到自己的成果。”
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过：“如果想改变中国的现状，然后带着这个目的，做我做的事情，那我不用做了。幸好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想改变，我没有这个压力。”
我当时一惊，担心他坠入虚无：“如果不是为了改变，那我们做什么？”
“当然会发生改变，改变自会发生，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也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压在我肩膀上的。”
“改变不是目的？”我喃喃自语。
“它压着太重了，也做不到。”他说，“但你不这么想的时候，它会自己发生。”
听他说话，内心长久砌起来的砖石一块块土崩瓦解——不是被禅悟式的玄妙一掌推翻，是被严整的逻辑体系，一步步，一块块，卸除的过程。
我问：“你原来也有过那种着急的要改变的状态，怎么就变了，就不那样了？”
“慢慢理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理解了就觉得当然是这样了。”
“你对现实完全没有愤怒？”
“没有。”
“你知道还会有一种危险是，当我们彻底地理解了现实的合理性，很多人就放弃了。”这是我的困惑。
“那可能还是因为想到自己要改变，所以没办法了，碰到障碍了，就放弃了。我也改变不了，但也不用改变，它还是会变。”
“那我们做什么呢？”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在这期节目后的留言里，有一种共同的情绪，卢安克给人的，不是感动，不是那种会掉眼泪的感动，他让你呆坐在夜里，想“我现在过的这是什么样的生活”。
有天中午在江苏靖江，饭桌上，大家说到卢安克，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也很触动，但他说：“这样的人绝不能多。”
“为什么？”
他看上去有点茫然：“会引起很多的矛盾……他在颠覆。”
这奇怪的话，我是理解的。他指的是一旦了解了卢安克，就会引起人内心的冲突，人们不由自主地要思考，对很多固若金汤的常识和价值观产生疑问。卢安克并不是要打翻什么，他只是掀开生活的石板，让你看看相反的另一面。
我问过卢安克：“你会引起人们的疑问，他们对原有的标准可能不加思考，现在会想这个是对还是错，可是很多时候提出问题是危险的。”
“如果怕自由，那就危险，自由是一种站不稳的状态。”
“从哪儿去找到不害怕的力量？”
“我觉得如果只有物质，那只有害怕，如果有比物质更重要的事情，就不用害怕了。”
他在这次采访中下过一个定义：“脑子里没有障碍才是自由。”
我曾以为卢安克有信仰，我直接问了，他笑了一下，说：“为了自己的灵魂和需要向神倾诉吗？太自私了吧。”
他明确地写过，很多人的信仰是没有独立个人意识的迷信，是一种提出条件的思想——“如果我做什么，就得到什么结果”，这是一种“教育上的误会”，想要影响人类的精神，故意采取什么固定的策略是无效的。
人们惊叹他的“神性”，这是与他最相悖之处，他认为人的内在毫无神秘可言。他在广西的山村里，把十几本德文的精神科学的书翻译成中文，就是想揭示精神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破坏和脱离精神依赖并得到独立意识的手段就是相信自然科学。人们只有相信科学，才能独立思考，才能在精神方面获得自由。”
这过程意味着人人可得。
在这期节目的结尾，我本来有一段串场。这是节目的常规格式，通常需要点明主题，这节目报题是以关心留守儿童的主题去报的，就得这么点题收尾评论。我大概说“一个国家的未来，在小学课堂上就已经决定了”如何如何。
梁主任在审片的时候把它拿掉了。他说：“这个人不需要为他抒情，他的行为就是他的力量。”
年底常规，主持人都需要送节目去评奖，我说那就拿卢安克这期吧。对方好意打电话来说，这个主人公没有做出什么成果，不容易得奖，换一个吧。
我说，送这期节目是我们对评委的尊重，如果他们有兴趣就看看，没有也不要紧。
老范也说，许多人听说卢安克后的第一个反应都是问她，“这个德国人在中国乡村到底做了什么？有成果吗？教出了什么牛人吗？”
她说：“我每次都难以面对这样的问题，卢安克的教育方式实在无法用常规意义上的‘标准’和‘成功’来形容。非要这么衡量的话，那么他更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失败者’。”
以八年前板烈小学五年级一个班里的四十六个学生为例，他们中，只有八人坚持到了初中毕业，大多没毕业就到城里打工去了，有的还没读完初一就结婚了，甚至有个父亲来找他说：“我的儿子就因为学你，变得很老实，吃了很多亏。”
老范写：“从世俗的意义上说，没用，没效果，不可效仿，也不可推广；他做的事情，很可能无踪无影，悄没声息地就被吞没在中国茫茫的现实中，但他的存在本身，有一种令人内心惶然震颤的力量。”
卢安克说：“我的学生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可是什么是他们的路，我不可能知道。我想给他们的是走这条路所需要的才能和力量。”
他很难被效仿，也根本不鼓励别人来做志愿者。
节目播出后那个暑假，有三所大学和几十个志愿者去板烈小学给学生补课，搞晚会，来来去去。卢安克说，学生“被忘记”的状态改变了，成为“被关注后又被忘记”。他在博客上写：“请你先弄清楚：你是不是只因为我才想来？是不是期待着看到什么？如果是，你面对学生就不是真实的，对学生不可能是纯粹的，所以你也就会被他们否认。如果你仅仅是为了学生，你也不一定需要选择一个已经有志愿者的学校。”
在给老范的回信中他写过：“有很多其他的人被学生吸引到这里，但他们都没有留下来。为什么呢？他不可能留下来，是因为他与当地之间没有了命运关系。”
那段时间，卢安克每天收到上千封的信件，博客点击量骤增，每天十几万。
卢安克说那些来寻找他的人“一下子要求我离开学生去休养，一下子要我写什么，要我带头什么”，他不得不躲到学生家去，因为“我午睡的时候随时都有一位陌生人坐在我的床头等我醒来”。
这当中有一部分是要嫁给他的陌生女性。有人写“我不敢想象你在你的学生和理解你的人心目中有多么伟大”，想在他身边生活半年，研究他这个人。
他回信说：“我不要你们关心我，我要你们关心我的教育方法。”
她来信说：“我不太理解你的教育方法，但非常理解你。”
他写过：“我最害怕的是崇拜者，因为崇拜基于的往往是幻想。崇拜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失望。”
也有记者短信我：“请告诉我卢安克的电话，我要给他一个版来报道他，帮助他。”
我回信说：“他有公开的邮件地址，你先写信给他，征求他的意见再说吧。”
他自信满满：“不，我直接电话他，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我写：“他没电话，另外，我觉得还是尊重他的意愿。”
他回我：“那我去找他，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我没有再回了。
过了半小时，他又发短信来，说已经登上火车，留下余音袅袅，“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还有次开会，碰到一个人，带点诡异的神色说：“你做了卢安克的节目？”
我说：“是”。
饭桌上他坐我对面，忽然把脸凑近来，耸着肩，带着狎昵的口气极轻地说：“我觉得他是个恋童癖。”
一只流浪猫探头探脑地走过来，想找点吃的。他突然站起来，暴喝“滚，滚”，圆瞪着双眼冲过去，把猫赶了出去。
卢安克半合法的身份开始变得敏感，他暂时关闭博客，声明自己没有取得志愿者与教师资格。但这引起了更大风波，媒体认为当地政府要驱逐他，舆论的压力很大。
我写信询问情况，征得他同意后，在博客里作了说明——他在板烈的生活和工作正常，没有离开中国，也没有被要求离开学校。他希望媒体和公众“千万不要给广西公安厅和教育部门压力”，他“需要的身份”也正在解决当中，希望不要再有人去板烈看他。
我在信中问他，我们是否能与当地政府联系，沟通解决他身份的问题。
他说很多人都试图帮助他，“城市人好像不太愿意承受各种事实，就想出各种改变事实的手段。但我都不愿意走那种非常规渠道，因为这样的渠道和手段才让我们的社会变得不公平。”
这话刺动我，我感到茫然，不知要怎么做，只能等待。
更多的媒体开始介入这件事，认为向广西政府与公安部门施压可以让卢安克的状况变好，河池官方不得不派电视台到板烈小学拍摄卢安克的生活，来澄清驱逐的传言。
日后我看到卢安克在博客里写：“现代社会人的追求就是想要有保障，对一切的保障。如果出现任何意外，人们马上就要找一个负责人，让上级负责任。上级就很紧张，怕出事，所以要管好一切，不允许任何意外发生。反过来说，我们为什么要提那么多要求？偏偏这些要求给我们带来的是不自由。”
二〇一〇年，为了避开这种状态，卢安克离开板烈小学，暂时回国，很多人嗟呀欷歔。不过，春节后知道他以旅游签证重回板烈，我并不意外。
二〇〇四年，他在板烈曾经出过一次车祸，农用车轮子脱落，车从几十米的山坡滚下去，差两米就要掉进红水河，被一棵巨树挡住。一个朋友死亡，而他的脊柱压缩了三厘米，日后才慢慢恢复。
我问过他，这样的结果一般的人会承受不了的，对吧？
他说，如果承受不了能怎么样呢？
“会选择走的。”
“离开就不会再有车祸吗？”
我本能地说：“但最起码不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贫穷的地方，和得不到医生的地方。”
“我觉得这次车祸就把我的命跟这个地方连得更紧了，走了就没有命了。”
他还会回来，是因为他要陪伴春节父母不回来的孩子。我问过他：“他们会长大，他们会离开这个学校，离开你。”
他说：“当然，都会过去。”
“那你怎么办呢？”
“没有考虑以后的，不考虑那么多。我考虑那么多，活得太累了，反正我这一辈子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已经做了，如果我现在死去也值得，没什么遗憾。”
最理解他的人是他的学生。学生说过：“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家，他家人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学生，学生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人类的发展，那么人类就是他的后代。”
知道他回到板烈后，我写信对他说：“因为我们的报道，才对板烈的孩子和你的生活造成了这些没有想到的不良影响，对不起。包括我在内，很多人从这期节目中受到好的影响，但与不良的影响相比，这种好的影响好像显得很自私了，以至于我都不能开口向你表示
感谢。”
他回信说：“其实我有承受的能力，只不过现在的情况要求我学会和发挥比以前更大的承受能力。你放心，我会学会。”
我没有再回复这封信。
我再没有可以说给他的话。他不需要安慰，不需要去知道自己是多么重要，他说过：“以为自己的名字能给别人力量，是最坏的一种幻觉或者邪教。”
我也没有什么困惑要向他请教。他一再说：“很多人需要我告诉他们一个怎么样才正确的生活，但我真的没有办法告诉他们。假如我知道那么多，这些积累的知识也只会阻碍我的行为。如果一个老师不理睬自己的感受，仅仅根据知识去做，这会让学生感到虚假。怎么会有对和错的事呢？根据自己的感受去做，这就是对的吧。”
他写过，“感受”不是欲望和情绪，没有“要达到什么”的动机，只是“诚实和持续不断地对事物平静观察”。卢安克要的不是别人按他的方式生活，恰恰是要让人从“非人”的社会经验里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自己。人们不需要在他那里寻找超我，只需要不去阻止自己身上饱含的人性。
我没有写这封回信，还有一点，是怕我一旦非要写什么，我会不由自主地写下对他来说毫无必要的感谢……曾有过无数次，在被自身弱点挟持的时候，我挣扎着想以“卢安克会怎么做”来脱身。改善常常是不可能的，但多多少少，因为他的存在，我体会到了一些从没想过、未曾明白的东西——把自我交付出去，从此就活在命运之中的必然与自由。
节目播出三年之后，二〇一二年，我收到卢安克的信件，他寄给我一份跟孩子一起拍的电视剧，说希望留给有愿望的人，“我可能没有机会继续跟我的学生做事。”
在二〇一〇年，他与一位认识八年的中国女志愿者结了婚。我祝贺他，他回信有些低落：“既然我同意成家，那我就要跟着老婆走。虽然我感觉到，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孩子，板烈就是我的家，但我不能要求老婆也这么看。她有她的梦想和需要，我不能不理她。我现在要面对的就是这些。”
这话里有些让我不解。再问才知在成家时，双方原想一起在山村里为留守儿童做事，但是时间推移，妻子有了对生活另外的愿望，希望他离开农村，去杭州一家工厂上班。
我从没把世俗的事情与他联系在一起，意料之外，但转念也觉得是情理之中，“家庭的温暖和情感，一定会是另一种安慰吧，也许还有未来作为父亲的感受。”
他没有直接回答，说他如果离开学生，“心都死去了”。
“那么，有一个问题，请原谅我问得直接一些，在上次我采访你时，你曾说过，你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什么是‘一旦走了就放不开的’‘一个人属于另一个人的爱情’。那么，现在对你来说，你的看法改变了吗？如果我的问题太私人，请你不用回答就是。”
他没有直接回答，只说：“我已经不是一个单身汉，已经不可以根据我一个人的想法来决定事情。真是对不起。”
我们在板烈再见时，卢安克穿着跨栏的背心，晃晃荡荡从稻田边上走过来，瘦了些，笑起来眼纹深了，淡金的眉毛已经发白了，整张脸上几乎只有浅蓝的眼睛有颜色。我问“你好吗”，他说“也好，也不好”。
四面人多，不好说话，他带我去了山上一个学生家，是班上最沉默寡言的小孩，叫小罗，与智障的哥哥同班，父母打工，他们相依为命。小罗一进门，先找盆淘米，拿一把扳手，在电饭锅坏的按钮处拧了几把，把饭做上了，山里人家来了客都是这样。
猪圏旁有一丛小西红柿，才成人指甲盖大，他俩往下摘，我问：‘这么小能吃了就？”卢安克说：“这更有味道。”递给我一个，我在衣服袖子上擦了擦，尝尝还不错。家里没有别的菜，只有桌上放着一些扁豆，有些日子了，我们把卷边的角摘了，打算跟小西红柿炒在一起。卢安克与上次我见到时有些不同，满腹心事，把豆角一只只掰断，我埋头摘了一会儿，说：“我一路上想着你这次恐怕跟以前心情不太一样。”
他说是。
我扔了一把豆角在铝盆里：“难道有可能这是你最后一次回来吗？”
他不看我，“我担心有这种可能。”
我抬起眼，“记得上次采访的时候，你说这个地方有你的命，你要是离开你的命就没了？”
“从心里来理解是这样的。”
“你理解你妻子吗？”
他说：“理解，她是女人。”我听见旁边老范和编导蚂蚁齐叹息。
他起身劈柴生火，准备炒菜。我问他：“怎么跟他们解释呢？跟孩子？”
他点着火，烟窜了出来，“就给他们说，那个是我老婆的选择。”
“他们能接受吗？”
“他们不接受。”
静了一会儿，他问我：“但我怎么处理？”
我怔住了，没回答，也没说不知道。我从没想到过他会问别人他内心的困惑，我被这个困惑之深惊住了。
他起身劈柴，蹲在地上，左手扶着柴火，右手小铁斧一下一下劈开缝子，嵌进去的斧子拉起木头来再用力剁下去，我蹲在附近捡碎片，拢进火里。老范说看回放的时候，很长时间，都只有劈柴在火里烧裂时毕剥的声音，和溅出来的几星火烬。
这次的采访全部是卢安克的安排，他挑选的地点、时间，他让我们拍烈日下刚收割完的稻子，拍小罗家边上的晚霞，我们想选择更好的时间，他坚持：“不拍天要黑了。”他甚至写了采访的提纲，手里攥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中文和德文交织密密的字，“我怕我自己忘了什么。”
我没见过他这么失稳，也没见过他这样在意。
我采访的孩子中，有一个扮演电视剧主角容承，其他老师说他在班上最调皮，常带着男孩们闹事，被称为“老大”。他接受采访时有些紧张，拿着饭盒的勺子僵坐在桌边，要求卢安克一定要在边上。
我问了几个问题：“你为什么演容承？”“觉得他性格是什么样的？”……他都说“不知道”，几个问题下来，我看他是真不知道，带了一点放弃的感觉，转头对卢安克说“可以了”。
孩子突然号啕大哭起来，捂着肚子倒在桌子上。我说怎么了这是，赶紧看他，他说肚子疼。疼得枕在胳膊上，一只拳头按着自己胃。
我以为他是吃饭时说话着凉了。倒杯热水给他，他不喝，问他要药吗，他摇头。
卢安克蹲在他身边，抚摸他的背，对他并不说什么，跟我说了一句“我做德语口语翻译的时候，也会肚子疼”。
我明白他指什么，但不确定，俯身对孩子说：“是因为我的问题给你压力了吗？如果是，那我真的对不起了，韩运。”
他埋在胳臂里摇头，“不是”，挣扎起来，脸上还挂着泪水，但表情毅然，“你问吧”。
是他这一句话，让我觉得，卢安克说的是真的。他蹲在孩子身边，不看我，轻声谈：“这里是农村，自然的力量很强，叫他爬山，他什么山都爬，但叫他反思自己的一些问题他会很痛苦的。”
卢安克陪他回了宿舍，老范看我的神色，知道不理我为好，带着大家去拍外景，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六年级教室里，气恼不已，“三年了，三年了我还在犯错，我怎么这么蠢，我又问错了。”我心里知道，是我心里那点放弃他的想法，流露在了脸上，男孩觉察了。
坐了半个小时，我绞着手，下去吃饭，小潘老师杀了一只鸭子熬了个热气腾腾的火锅，大家都坐定了，卢安克在他旁边给我留了把竹椅子。吃了几口热的，我缓过来点儿了，背地里我问他：“我怎么老没办法改变我的弱点？”
他说：“如果那么容易的话，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呢。”
有半天的时间，卢安克带着我们组和韩运走了三个小时山路，去爬山，在刚下过雨的小山涧里捉螃蟹，躺在草地上，一直到快日落。他说不用去安抚和沟通什么：“跟他沟通没有用，跟他一起行动有用。创作就是这个道理，一起做某一件事，自然就融合在一起了。”
孩子家里每人都有一张自己参与的电视剧DVD，看过了无数遍，还是嘻嘻哈哈又看一遍，遇到同学再看一遍，说起一起偷吃大米或者烂泥巴埋到下巴的细节，是真快乐。我们被招待吃了三顿饭，杀了一只鸡，孩子在水龙头底下洗内脏，卢安克蹲着给他打伞。临走时韩运又拿出中午剩下的饭和碗筷继续留人，只为了拖延点时间和卢安克多待一会儿。
卢安克说不吃了，孩子不吭声，坐在了门口凳子上。
卢安克走过去，摸了摸他的背，柔声说：“再见。”
韩运没抬头，卢安克出了门。
我们收拾完东西，出门的时候对孩子说：“再见。”他还是没有抬头，也没说话，只是摆了摆手，小潘老师说他哭了。
拐过一个弯，卢安克站在那里，看着夕阳快下的山，一动不动地站着，事后他告诉我，离开孩子时他也哭了。
我知道了他为什么要写信给我，在离开之前他要交托于人，留下一样东西来替代他：“创作可以成为他们的权威，可以给他们归属。”
当年我们采访的六年级学生，现在一半上了初三，一半去了外地打工，打工的孩子往往会加入帮派，卢安克说这是一种归属的需要。他在信中提到一个在非洲塞拉利昂参加内战的十二岁小孩，杀了很多人，为了避免受不了的感觉，他天天吸毒。后来这个孩子在联合国的会议上解释：“我们加入部队的原因是，我们找不到可以吃的，失去了自己的家，但同时盼望着安全，盼望着自己属于什么，在这个所有归属都垮下来的时代。”
他说这跟留守儿童的情况是相似的，只不过极端得多，夸张得多，“中国的社会没有那样的背景情况，但中国的留守儿童将来也会成为一个失去控制的因素，除非我们能给他们带来归属感。”
这也是当下的中国人最强烈的感受。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传统的家族、集体断了，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空虚只会导致消费和破坏，只有当人们能感到创建自己世界的满足，不会与别人去比较，不会因为钱，因为外界的压力感到被抛弃，这才是真正的归属。
在通信中，我们曾谈到，“创作”这个词现在常常被当成是一种“手段”——用来吸引孩子学习更多的手段，或者一种学习之外的调节。好像生活中总有一个伟大庄严的目的，一切都为这个目的服务。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为了服务于一种意志吧，当这个意志让你去改造世界时，你要具有改造需要的知识。而创作在卢安克不是手段，就是归属本身。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是通过行动得到感受，从感受中才慢慢反思，反思又再指导行动的，所以他说，说话是没有用的，让他们一起进入，共同完成那个“强大的人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的故事，感受会像淋雨一样浸透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里缓缓滋养。
纪律可以带来秩序，但却是被动的，只有一个人归属于一件事，一群人，一个社会，才会有认同和发自内心去照顾它的愿望。
采访结束后，卢安克说他已经满足，现在可以去满足妻子的愿望了。“承受新来的责任，家庭的责任，不管是什么结果。”
我说这句话里面有一种很沉重的意味。
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有什么使命，这个只能是慢慢摸索的，所以只能慢慢看有什么结果，也许过了几年我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你想检验自己？”
他好像触动了一下，说对。
我说那你害怕那些对你有期待的人会失望吗。
他说：“把希望放在别人的身上是虚拟的，所以无用。如果自己不去做，那就不会有希望。”
当时暴雨初晴，强光照透了天地，我说：“人生的变化很多，也许三年后我们会再见，再谈一次，谢谢你。”
他微笑，说：“也谢谢你。”
采访完第二天，卢安克离开板烈，去了杭州，进了妻子联系的工厂，一个星期后他辞职，因为手续问题，去往越南，等待命运中将要发生的事情，他说：“别人对我佩服的地方其实是我的无能，我无能争取利益，无能作判断，无能去策划目的，无能去要求别人，无法建立期待。也许有人以为那是超能，这个误会就造成了我现在的结果。还可以用另一种表达：人类大部分的苦都是因为期待的存在。其实，在人生中不存在任何必须的事情，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没有任何期待和面子的人生是最美好和自由的，因为这样，人才能听到自己的心。”
在我写到这里时，他仍然在越南，身处在语言不通、无法工作的边境。除了保持与他的通信，我也没有更多能做的事。
板烈那场最后的采访，是在山间高处一片梯田里的水泥储水台上，开始之前下了雨，幸好土地里有一把破旧的大遮阳伞，是前几天收麦子的农民留下来的，卢安克把它张了起来，足够我们几个、加五六个小孩子、还有一个看热闹的老农民容身。小罗站在我身边，帮我拿着本子，两手抱在胸前。雨下了好一会儿，从伞檐上穿了线，山明一会儿，暗一会儿，大家紧靠着，面向各方自看暴雨里青绿的田野，很久，有一点金光从东山破过来，乌青的云滚动奔跑，相互推移，雨就要过去了。
就是此时的感受，让我想起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句话，在这期叫《告别卢安克》的节目结尾我说，教育，是人与人之间，也是自己与自己之间发生的事，它永不停止，“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只要这样的传递和唤醒不停止，我们就不会告别卢安克”。
药家鑫用这双弹钢琴的手刺死了张妙，他的未来也从此熄灭。“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很大程度上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图片来自视频截图）
个想象。”
我有点懵：“我们平常接触的很好的老师也会说，我想要一个有创造力、有想象力的学生，难道你没有吗？”
“那学生做不到，他会不会放弃呢？会不会怪这个学生？”
哦。
他说好感与反感是最有危害的心态：“我以前考虑过很多方法，最后放弃了，方法都没有用，总是想着这个，没办法真正去看学生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很开放地看得到，很自然地就会有反应，适合学生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学生很喜欢，很容易接受。”
我说：“那很多人觉得，你只是一个生活中陪着他们的人，你并没有在教育他们啊？”
他说了一句，当时我没有注意，日后却不知不觉盘踞在我心里：“教育就是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不管是故意还是不故意。”
我憋不住，直接问：“那这个孩子说你死跟我有什么关系，这话你听了不会感到不舒服吗？”
他笑了一下，脸上纹路很稠，说：“我把命交给他们了，不管他们怎么对待我，我都要承受了。”
在课堂上，有时男孩子大叫大闹，甚至骂他嘲笑他，卢安克无法上课，就停下来。他说自己也有发脾气的冲动，但立刻抑制，“我受不了凶”，这个抑制比发火会更快地让班里安静下来，男孩说：“我管不住自己，你让我出去站一会儿。”卢安克就开门让他出去站着。
我转述孩子的话：“他们说你太温柔了，如果凶一点会更好。”
他说：“有的人他没有承受能力，别人骂他，或者对待他不好，他承受不了，所以他必须反应，本来不想打人，但因为受不了就必须打人。他控制不了自己，就是心里不自由。”
所以他说：“我像接受淋雨一样，接受他们带来的后果。”
我问过卢安克，为什么学生之间的攻击行为很频繁？
“那是他们的教育方式，跟父母学的。学生也互相这样教育，他们没有看到更好的方式。”
我从来没见过他跟孩子讲什么大道理。“语言很多时候是假的。”他说，“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才是真的。”
他让学生一起画画、做音乐，一起拍电视剧，主人公是一个最终明白“人的强大不是征服了什么，而是承受了什么”的孩子。他说：“要通过行为来学习，不是说话，说话是抽象的，不侵入他们的感受，但用行为去学习，更直接。”
“但你觉得他们能理解吗？”
“可能头脑想不到，但他们的头脑中都存在，他们已经接受了，没理解，但大了，他们会回忆，会理解。”
卢安克说：“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
那个黑脸的小皮孩，只有待在卢安克怀里的时候，才能一待十几分钟，像只小熊一样窝着不动。即使别人挑衅他，他也能暂时不还手。他陪着这些孩子长大，现在他们已经六年级，就要离开这所学校了。这些小孩子，一人一句写下他们的歌词组成一首歌，“我孤独站在，这冰冷的窗外……”“好汉不需要面子……”大家在钢琴上乱弹个旋律，卢安克把这些记下来拼在一起，他说，“创造本来就是乱来。”
这个最皮的孩子忽然说：“要不要听我的？”
他说出的歌词让我大吃一惊，我捉住他胳膊：“你再说一遍。”
“我们都不完美/但我愿为你作出/不可能的改善。”
我问：“你为谁写的？”
他指着卢安克：“他。”
做这期节目时，我和老范一反常态，只谈技术与结构问题，不谈任何内心的事。后来看她文章我才知道，她也在这过程中无数次地问自己：“我自问我为什么心里总是这么急呢，做节目的时候急，没节目做也急，不被理解急，理解了之后也急，改变不了别人急，改变了也急。为什么我心里，总有那么多的放不下，那么多的焦虑呢？”
我问过卢安克：“你写过，中国农村和城市的人，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太着急了。怎么叫‘太着急了’？”
卢安克说：“来不及打好基础，就要看见成果。”
我说：“会有人觉得那就太漫长了。”——那人就是我，那人就
是我。
他说：“小学老师教了一批一批，都看不到自己的成果。”
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过：“如果想改变中国的现状，然后带着这个目的，做我做的事情，那我不用做了。幸好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想改变，我没有这个压力。”
我当时一惊，担心他坠入虚无：“如果不是为了改变，那我们做什么？”
“当然会发生改变，改变自会发生，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也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压在我肩膀上的。”
“改变不是目的？”我喃喃自语。
“它压着太重了，也做不到。”他说，“但你不这么想的时候，它会自己发生。”
听他说话，内心长久砌起来的砖石一块块土崩瓦解——不是被禅悟式的玄妙一掌推翻，是被严整的逻辑体系，一步步，一块块，卸除的过程。
我问：“你原来也有过那种着急的要改变的状态，怎么就变了，就不那样了？”
“慢慢理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理解了就觉得当然是这样了。”
“你对现实完全没有愤怒？”
“没有。”
“你知道还会有一种危险是，当我们彻底地理解了现实的合理性，很多人就放弃了。”这是我的困惑。
“那可能还是因为想到自己要改变，所以没办法了，碰到障碍了，就放弃了。我也改变不了，但也不用改变，它还是会变。”
“那我们做什么呢？”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在这期节目后的留言里，有一种共同的情绪，卢安克给人的，不是感动，不是那种会掉眼泪的感动，他让你呆坐在夜里，想“我现在过的这是什么样的生活”。
有天中午在江苏靖江，饭桌上，大家说到卢安克，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也很触动，但他说：“这样的人绝不能多。”
“为什么？”
他看上去有点茫然：“会引起很多的矛盾……他在颠覆。”
这奇怪的话，我是理解的。他指的是一旦了解了卢安克，就会引起人内心的冲突，人们不由自主地要思考，对很多固若金汤的常识和价值观产生疑问。卢安克并不是要打翻什么，他只是掀开生活的石板，让你看看相反的另一面。
我问过卢安克：“你会引起人们的疑问，他们对原有的标准可能不加思考，现在会想这个是对还是错，可是很多时候提出问题是危险的。”
“如果怕自由，那就危险，自由是一种站不稳的状态。”
“从哪儿去找到不害怕的力量？”
“我觉得如果只有物质，那只有害怕，如果有比物质更重要的事情，就不用害怕了。”
他在这次采访中下过一个定义：“脑子里没有障碍才是自由。”
我曾以为卢安克有信仰，我直接问了，他笑了一下，说：“为了自己的灵魂和需要向神倾诉吗？太自私了吧。”
他明确地写过，很多人的信仰是没有独立个人意识的迷信，是一种提出条件的思想——“如果我做什么，就得到什么结果”，这是一种“教育上的误会”，想要影响人类的精神，故意采取什么固定的策略是无效的。
人们惊叹他的“神性”，这是与他最相悖之处，他认为人的内在毫无神秘可言。他在广西的山村里，把十几本德文的精神科学的书翻译成中文，就是想揭示精神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破坏和脱离精神依赖并得到独立意识的手段就是相信自然科学。人们只有相信科学，才能独立思考，才能在精神方面获得自由。”
这过程意味着人人可得。
在这期节目的结尾，我本来有一段串场。这是节目的常规格式，通常需要点明主题，这节目报题是以关心留守儿童的主题去报的，就得这么点题收尾评论。我大概说“一个国家的未来，在小学课堂上就已经决定了”如何如何。
梁主任在审片的时候把它拿掉了。他说：“这个人不需要为他抒情，他的行为就是他的力量。”
年底常规，主持人都需要送节目去评奖，我说那就拿卢安克这期吧。对方好意打电话来说，这个主人公没有做出什么成果，不容易得奖，换一个吧。
我说，送这期节目是我们对评委的尊重，如果他们有兴趣就看看，没有也不要紧。
老范也说，许多人听说卢安克后的第一个反应都是问她，“这个德国人在中国乡村到底做了什么？有成果吗？教出了什么牛人吗？”
她说：“我每次都难以面对这样的问题，卢安克的教育方式实在无法用常规意义上的‘标准’和‘成功’来形容。非要这么衡量的话，那么他更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失败者’。”
以八年前板烈小学五年级一个班里的四十六个学生为例，他们中，只有八人坚持到了初中毕业，大多没毕业就到城里打工去了，有的还没读完初一就结婚了，甚至有个父亲来找他说：“我的儿子就因为学你，变得很老实，吃了很多亏。”
老范写：“从世俗的意义上说，没用，没效果，不可效仿，也不可推广；他做的事情，很可能无踪无影，悄没声息地就被吞没在中国茫茫的现实中，但他的存在本身，有一种令人内心惶然震颤的力量。”
卢安克说：“我的学生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可是什么是他们的路，我不可能知道。我想给他们的是走这条路所需要的才能和力量。”
他很难被效仿，也根本不鼓励别人来做志愿者。
节目播出后那个暑假，有三所大学和几十个志愿者去板烈小学给学生补课，搞晚会，来来去去。卢安克说，学生“被忘记”的状态改变了，成为“被关注后又被忘记”。他在博客上写：“请你先弄清楚：你是不是只因为我才想来？是不是期待着看到什么？如果是，你面对学生就不是真实的，对学生不可能是纯粹的，所以你也就会被他们否认。如果你仅仅是为了学生，你也不一定需要选择一个已经有志愿者的学校。”
在给老范的回信中他写过：“有很多其他的人被学生吸引到这里，但他们都没有留下来。为什么呢？他不可能留下来，是因为他与当地之间没有了命运关系。”
那段时间，卢安克每天收到上千封的信件，博客点击量骤增，每天十几万。
卢安克说那些来寻找他的人“一下子要求我离开学生去休养，一下子要我写什么，要我带头什么”，他不得不躲到学生家去，因为“我午睡的时候随时都有一位陌生人坐在我的床头等我醒来”。
这当中有一部分是要嫁给他的陌生女性。有人写“我不敢想象你在你的学生和理解你的人心目中有多么伟大”，想在他身边生活半年，研究他这个人。
他回信说：“我不要你们关心我，我要你们关心我的教育方法。”
她来信说：“我不太理解你的教育方法，但非常理解你。”
他写过：“我最害怕的是崇拜者，因为崇拜基于的往往是幻想。崇拜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失望。”
也有记者短信我：“请告诉我卢安克的电话，我要给他一个版来报道他，帮助他。”
我回信说：“他有公开的邮件地址，你先写信给他，征求他的意见再说吧。”
他自信满满：“不，我直接电话他，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我写：“他没电话，另外，我觉得还是尊重他的意愿。”
他回我：“那我去找他，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我没有再回了。
过了半小时，他又发短信来，说已经登上火车，留下余音袅袅，“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还有次开会，碰到一个人，带点诡异的神色说：“你做了卢安克的节目？”
我说：“是”。
饭桌上他坐我对面，忽然把脸凑近来，耸着肩，带着狎昵的口气极轻地说：“我觉得他是个恋童癖。”
一只流浪猫探头探脑地走过来，想找点吃的。他突然站起来，暴喝“滚，滚”，圆瞪着双眼冲过去，把猫赶了出去。
卢安克半合法的身份开始变得敏感，他暂时关闭博客，声明自己没有取得志愿者与教师资格。但这引起了更大风波，媒体认为当地政府要驱逐他，舆论的压力很大。
我写信询问情况，征得他同意后，在博客里作了说明——他在板烈的生活和工作正常，没有离开中国，也没有被要求离开学校。他希望媒体和公众“千万不要给广西公安厅和教育部门压力”，他“需要的身份”也正在解决当中，希望不要再有人去板烈看他。
我在信中问他，我们是否能与当地政府联系，沟通解决他身份的问题。
他说很多人都试图帮助他，“城市人好像不太愿意承受各种事实，就想出各种改变事实的手段。但我都不愿意走那种非常规渠道，因为这样的渠道和手段才让我们的社会变得不公平。”
这话刺动我，我感到茫然，不知要怎么做，只能等待。
更多的媒体开始介入这件事，认为向广西政府与公安部门施压可以让卢安克的状况变好，河池官方不得不派电视台到板烈小学拍摄卢安克的生活，来澄清驱逐的传言。
日后我看到卢安克在博客里写：“现代社会人的追求就是想要有保障，对一切的保障。如果出现任何意外，人们马上就要找一个负责人，让上级负责任。上级就很紧张，怕出事，所以要管好一切，不允许任何意外发生。反过来说，我们为什么要提那么多要求？偏偏这些要求给我们带来的是不自由。”
二〇一〇年，为了避开这种状态，卢安克离开板烈小学，暂时回国，很多人嗟呀欷歔。不过，春节后知道他以旅游签证重回板烈，我并不意外。
二〇〇四年，他在板烈曾经出过一次车祸，农用车轮子脱落，车从几十米的山坡滚下去，差两米就要掉进红水河，被一棵巨树挡住。一个朋友死亡，而他的脊柱压缩了三厘米，日后才慢慢恢复。
我问过他，这样的结果一般的人会承受不了的，对吧？
他说，如果承受不了能怎么样呢？
“会选择走的。”
“离开就不会再有车祸吗？”
我本能地说：“但最起码不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贫穷的地方，和得不到医生的地方。”
“我觉得这次车祸就把我的命跟这个地方连得更紧了，走了就没有命了。”
他还会回来，是因为他要陪伴春节父母不回来的孩子。我问过他：“他们会长大，他们会离开这个学校，离开你。”
他说：“当然，都会过去。”
“那你怎么办呢？”
“没有考虑以后的，不考虑那么多。我考虑那么多，活得太累了，反正我这一辈子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已经做了，如果我现在死去也值得，没什么遗憾。”
最理解他的人是他的学生。学生说过：“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家，他家人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学生，学生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人类的发展，那么人类就是他的后代。”
知道他回到板烈后，我写信对他说：“因为我们的报道，才对板烈的孩子和你的生活造成了这些没有想到的不良影响，对不起。包括我在内，很多人从这期节目中受到好的影响，但与不良的影响相比，这种好的影响好像显得很自私了，以至于我都不能开口向你表示
感谢。”
他回信说：“其实我有承受的能力，只不过现在的情况要求我学会和发挥比以前更大的承受能力。你放心，我会学会。”
我没有再回复这封信。
我再没有可以说给他的话。他不需要安慰，不需要去知道自己是多么重要，他说过：“以为自己的名字能给别人力量，是最坏的一种幻觉或者邪教。”
我也没有什么困惑要向他请教。他一再说：“很多人需要我告诉他们一个怎么样才正确的生活，但我真的没有办法告诉他们。假如我知道那么多，这些积累的知识也只会阻碍我的行为。如果一个老师不理睬自己的感受，仅仅根据知识去做，这会让学生感到虚假。怎么会有对和错的事呢？根据自己的感受去做，这就是对的吧。”
他写过，“感受”不是欲望和情绪，没有“要达到什么”的动机，只是“诚实和持续不断地对事物平静观察”。卢安克要的不是别人按他的方式生活，恰恰是要让人从“非人”的社会经验里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自己。人们不需要在他那里寻找超我，只需要不去阻止自己身上饱含的人性。
我没有写这封回信，还有一点，是怕我一旦非要写什么，我会不由自主地写下对他来说毫无必要的感谢……曾有过无数次，在被自身弱点挟持的时候，我挣扎着想以“卢安克会怎么做”来脱身。改善常常是不可能的，但多多少少，因为他的存在，我体会到了一些从没想过、未曾明白的东西——把自我交付出去，从此就活在命运之中的必然与自由。
节目播出三年之后，二〇一二年，我收到卢安克的信件，他寄给我一份跟孩子一起拍的电视剧，说希望留给有愿望的人，“我可能没有机会继续跟我的学生做事。”
在二〇一〇年，他与一位认识八年的中国女志愿者结了婚。我祝贺他，他回信有些低落：“既然我同意成家，那我就要跟着老婆走。虽然我感觉到，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孩子，板烈就是我的家，但我不能要求老婆也这么看。她有她的梦想和需要，我不能不理她。我现在要面对的就是这些。”
这话里有些让我不解。再问才知在成家时，双方原想一起在山村里为留守儿童做事，但是时间推移，妻子有了对生活另外的愿望，希望他离开农村，去杭州一家工厂上班。
我从没把世俗的事情与他联系在一起，意料之外，但转念也觉得是情理之中，“家庭的温暖和情感，一定会是另一种安慰吧，也许还有未来作为父亲的感受。”
他没有直接回答，说他如果离开学生，“心都死去了”。
“那么，有一个问题，请原谅我问得直接一些，在上次我采访你时，你曾说过，你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什么是‘一旦走了就放不开的’‘一个人属于另一个人的爱情’。那么，现在对你来说，你的看法改变了吗？如果我的问题太私人，请你不用回答就是。”
他没有直接回答，只说：“我已经不是一个单身汉，已经不可以根据我一个人的想法来决定事情。真是对不起。”
我们在板烈再见时，卢安克穿着跨栏的背心，晃晃荡荡从稻田边上走过来，瘦了些，笑起来眼纹深了，淡金的眉毛已经发白了，整张脸上几乎只有浅蓝的眼睛有颜色。我问“你好吗”，他说“也好，也不好”。
四面人多，不好说话，他带我去了山上一个学生家，是班上最沉默寡言的小孩，叫小罗，与智障的哥哥同班，父母打工，他们相依为命。小罗一进门，先找盆淘米，拿一把扳手，在电饭锅坏的按钮处拧了几把，把饭做上了，山里人家来了客都是这样。
猪圏旁有一丛小西红柿，才成人指甲盖大，他俩往下摘，我问：‘这么小能吃了就？”卢安克说：“这更有味道。”递给我一个，我在衣服袖子上擦了擦，尝尝还不错。家里没有别的菜，只有桌上放着一些扁豆，有些日子了，我们把卷边的角摘了，打算跟小西红柿炒在一起。卢安克与上次我见到时有些不同，满腹心事，把豆角一只只掰断，我埋头摘了一会儿，说：“我一路上想着你这次恐怕跟以前心情不太一样。”
他说是。
我扔了一把豆角在铝盆里：“难道有可能这是你最后一次回来吗？”
他不看我，“我担心有这种可能。”
我抬起眼，“记得上次采访的时候，你说这个地方有你的命，你要是离开你的命就没了？”
“从心里来理解是这样的。”
“你理解你妻子吗？”
他说：“理解，她是女人。”我听见旁边老范和编导蚂蚁齐叹息。
他起身劈柴生火，准备炒菜。我问他：“怎么跟他们解释呢？跟孩子？”
他点着火，烟窜了出来，“就给他们说，那个是我老婆的选择。”
“他们能接受吗？”
“他们不接受。”
静了一会儿，他问我：“但我怎么处理？”
我怔住了，没回答，也没说不知道。我从没想到过他会问别人他内心的困惑，我被这个困惑之深惊住了。
他起身劈柴，蹲在地上，左手扶着柴火，右手小铁斧一下一下劈开缝子，嵌进去的斧子拉起木头来再用力剁下去，我蹲在附近捡碎片，拢进火里。老范说看回放的时候，很长时间，都只有劈柴在火里烧裂时毕剥的声音，和溅出来的几星火烬。
这次的采访全部是卢安克的安排，他挑选的地点、时间，他让我们拍烈日下刚收割完的稻子，拍小罗家边上的晚霞，我们想选择更好的时间，他坚持：“不拍天要黑了。”他甚至写了采访的提纲，手里攥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中文和德文交织密密的字，“我怕我自己忘了什么。”
我没见过他这么失稳，也没见过他这样在意。
我采访的孩子中，有一个扮演电视剧主角容承，其他老师说他在班上最调皮，常带着男孩们闹事，被称为“老大”。他接受采访时有些紧张，拿着饭盒的勺子僵坐在桌边，要求卢安克一定要在边上。
我问了几个问题：“你为什么演容承？”“觉得他性格是什么样的？”……他都说“不知道”，几个问题下来，我看他是真不知道，带了一点放弃的感觉，转头对卢安克说“可以了”。
孩子突然号啕大哭起来，捂着肚子倒在桌子上。我说怎么了这是，赶紧看他，他说肚子疼。疼得枕在胳膊上，一只拳头按着自己胃。
我以为他是吃饭时说话着凉了。倒杯热水给他，他不喝，问他要药吗，他摇头。
卢安克蹲在他身边，抚摸他的背，对他并不说什么，跟我说了一句“我做德语口语翻译的时候，也会肚子疼”。
我明白他指什么，但不确定，俯身对孩子说：“是因为我的问题给你压力了吗？如果是，那我真的对不起了，韩运。”
他埋在胳臂里摇头，“不是”，挣扎起来，脸上还挂着泪水，但表情毅然，“你问吧”。
是他这一句话，让我觉得，卢安克说的是真的。他蹲在孩子身边，不看我，轻声谈：“这里是农村，自然的力量很强，叫他爬山，他什么山都爬，但叫他反思自己的一些问题他会很痛苦的。”
卢安克陪他回了宿舍，老范看我的神色，知道不理我为好，带着大家去拍外景，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六年级教室里，气恼不已，“三年了，三年了我还在犯错，我怎么这么蠢，我又问错了。”我心里知道，是我心里那点放弃他的想法，流露在了脸上，男孩觉察了。
坐了半个小时，我绞着手，下去吃饭，小潘老师杀了一只鸭子熬了个热气腾腾的火锅，大家都坐定了，卢安克在他旁边给我留了把竹椅子。吃了几口热的，我缓过来点儿了，背地里我问他：“我怎么老没办法改变我的弱点？”
他说：“如果那么容易的话，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呢。”
有半天的时间，卢安克带着我们组和韩运走了三个小时山路，去爬山，在刚下过雨的小山涧里捉螃蟹，躺在草地上，一直到快日落。他说不用去安抚和沟通什么：“跟他沟通没有用，跟他一起行动有用。创作就是这个道理，一起做某一件事，自然就融合在一起了。”
孩子家里每人都有一张自己参与的电视剧DVD，看过了无数遍，还是嘻嘻哈哈又看一遍，遇到同学再看一遍，说起一起偷吃大米或者烂泥巴埋到下巴的细节，是真快乐。我们被招待吃了三顿饭，杀了一只鸡，孩子在水龙头底下洗内脏，卢安克蹲着给他打伞。临走时韩运又拿出中午剩下的饭和碗筷继续留人，只为了拖延点时间和卢安克多待一会儿。
卢安克说不吃了，孩子不吭声，坐在了门口凳子上。
卢安克走过去，摸了摸他的背，柔声说：“再见。”
韩运没抬头，卢安克出了门。
我们收拾完东西，出门的时候对孩子说：“再见。”他还是没有抬头，也没说话，只是摆了摆手，小潘老师说他哭了。
拐过一个弯，卢安克站在那里，看着夕阳快下的山，一动不动地站着，事后他告诉我，离开孩子时他也哭了。
我知道了他为什么要写信给我，在离开之前他要交托于人，留下一样东西来替代他：“创作可以成为他们的权威，可以给他们归属。”
当年我们采访的六年级学生，现在一半上了初三，一半去了外地打工，打工的孩子往往会加入帮派，卢安克说这是一种归属的需要。他在信中提到一个在非洲塞拉利昂参加内战的十二岁小孩，杀了很多人，为了避免受不了的感觉，他天天吸毒。后来这个孩子在联合国的会议上解释：“我们加入部队的原因是，我们找不到可以吃的，失去了自己的家，但同时盼望着安全，盼望着自己属于什么，在这个所有归属都垮下来的时代。”
他说这跟留守儿童的情况是相似的，只不过极端得多，夸张得多，“中国的社会没有那样的背景情况，但中国的留守儿童将来也会成为一个失去控制的因素，除非我们能给他们带来归属感。”
这也是当下的中国人最强烈的感受。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传统的家族、集体断了，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空虚只会导致消费和破坏，只有当人们能感到创建自己世界的满足，不会与别人去比较，不会因为钱，因为外界的压力感到被抛弃，这才是真正的归属。
在通信中，我们曾谈到，“创作”这个词现在常常被当成是一种“手段”——用来吸引孩子学习更多的手段，或者一种学习之外的调节。好像生活中总有一个伟大庄严的目的，一切都为这个目的服务。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为了服务于一种意志吧，当这个意志让你去改造世界时，你要具有改造需要的知识。而创作在卢安克不是手段，就是归属本身。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是通过行动得到感受，从感受中才慢慢反思，反思又再指导行动的，所以他说，说话是没有用的，让他们一起进入，共同完成那个“强大的人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的故事，感受会像淋雨一样浸透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里缓缓滋养。
纪律可以带来秩序，但却是被动的，只有一个人归属于一件事，一群人，一个社会，才会有认同和发自内心去照顾它的愿望。
采访结束后，卢安克说他已经满足，现在可以去满足妻子的愿望了。“承受新来的责任，家庭的责任，不管是什么结果。”
我说这句话里面有一种很沉重的意味。
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有什么使命，这个只能是慢慢摸索的，所以只能慢慢看有什么结果，也许过了几年我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你想检验自己？”
他好像触动了一下，说对。
我说那你害怕那些对你有期待的人会失望吗。
他说：“把希望放在别人的身上是虚拟的，所以无用。如果自己不去做，那就不会有希望。”
当时暴雨初晴，强光照透了天地，我说：“人生的变化很多，也许三年后我们会再见，再谈一次，谢谢你。”
他微笑，说：“也谢谢你。”
采访完第二天，卢安克离开板烈，去了杭州，进了妻子联系的工厂，一个星期后他辞职，因为手续问题，去往越南，等待命运中将要发生的事情，他说：“别人对我佩服的地方其实是我的无能，我无能争取利益，无能作判断，无能去策划目的，无能去要求别人，无法建立期待。也许有人以为那是超能，这个误会就造成了我现在的结果。还可以用另一种表达：人类大部分的苦都是因为期待的存在。其实，在人生中不存在任何必须的事情，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没有任何期待和面子的人生是最美好和自由的，因为这样，人才能听到自己的心。”
在我写到这里时，他仍然在越南，身处在语言不通、无法工作的边境。除了保持与他的通信，我也没有更多能做的事。
板烈那场最后的采访，是在山间高处一片梯田里的水泥储水台上，开始之前下了雨，幸好土地里有一把破旧的大遮阳伞，是前几天收麦子的农民留下来的，卢安克把它张了起来，足够我们几个、加五六个小孩子、还有一个看热闹的老农民容身。小罗站在我身边，帮我拿着本子，两手抱在胸前。雨下了好一会儿，从伞檐上穿了线，山明一会儿，暗一会儿，大家紧靠着，面向各方自看暴雨里青绿的田野，很久，有一点金光从东山破过来，乌青的云滚动奔跑，相互推移，雨就要过去了。
就是此时的感受，让我想起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句话，在这期叫《告别卢安克》的节目结尾我说，教育，是人与人之间，也是自己与自己之间发生的事，它永不停止，“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只要这样的传递和唤醒不停止，我们就不会告别卢安克”。
药家鑫用这双弹钢琴的手刺死了张妙，他的未来也从此熄灭。“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很大程度上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图片来自视频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