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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我们把“明治”理解为“明智”，便会发现，明治天皇和他的臣僚在当时复杂的内外形势下，是多么“明智”地选择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既曲折又宽敞，既给日本带来了无尽的好处，也给邻邦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不过，百年之后我们再回眸那段“明治维新”的岁月，在感叹清末“百日维新”失败的同时，也将意识到，国与国最大的差距并不在技术，而在于精神。
德川幕府退出历史舞台后，日本的武家制度也随即走向了终结。以睦仁天皇为首的新政府决意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实现民族振兴，摆脱西洋诸国的控制，将日本带入现代化强国的行列。
1868年9月3日，睦仁天皇下诏将江户改称东京，10月23日取《易经》“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之意，改年号为“明治”，于第二年将首都从京都迁到了东京，随即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的革新措施，走上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改革之路。史称“明治维新”。
维新的头一炮是从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开始的。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开始实行“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政策。所谓“版籍奉还”是指各领国将领地和百姓的统治权上交中央政府，领主失去特权，成为政府官员，以政府俸禄为生；“废藩置县”是在“版籍奉还”的基础上废除各藩国，以府、县的行政建制将全国分为3府72县，这3府分别是东京、大阪、京都，至1888年，后又并为3府42县。
明治政府还对身份等级制进行了改革，废除了“士、农、工、商”的四阶身份制，废除了公卿及各地藩主的贵族称号，统一称为“华族”；将藩主以下的武士改为“士族”；同时颁布了《废刀令》，禁止武士使用武士刀，并对全国人口重新进行登记，颁布《户籍法》，建立现代化户籍制度。
在身份制改革中，受冲击最大的是那些“士族”。1876年，明治政府颁布了《金禄公债条例》，用发行公债的方式一次性买断了“华族”和“士族”的俸禄，原本俸禄很高的“华族”获得了较高的公债额，而“士族”俸禄原本就低，所得公债额自然少得可怜，在华族享受荣华富贵时，“士族”，尤其是其中的下级武士的生活失去了依托，成为了社会的最底层。
1882年，明治政府设立日本银行，统一货币，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允许农民自由流动，土地也可自由买卖，并积极鼓励“华族”投资经营银行、铁路及其他企业，培植了一批财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各地人员来往的频繁，各地落后的交通状况急需改善。明治政府于是大兴土木，兴建公路和铁路，1872年，日本的第一条铁路——东京至横滨间的铁路通车。到1914年，日本全国铁路总里程已经超过7000公里。
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和提升文明程度的重要方面，明治政府在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依然积极地发展近代义务教育。明治政府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所中学，每1中学区下设210小学区，每一所小学区设8所小学。学校除了教授各类社会与自然科学知识外，还向学生灌输忠君爱国的思想，此外还向英、美、法、德等先进国家派出留学生。除了在学校教育中宣扬忠君爱国的思想，在民间，明治政府还大力鼓励神道教，并将其定为日本的国教，对国民进行思想控制。但是明治政府并没有限制其他宗教的存在，1873年，明治政府取消了对基督教的禁令。
在司法方面，明治政府仿效西方列强的制度，以法国刑法为基准，在1882年订立了日本刑法；1898年，以法、德民事法为基准，订立了混合式民事法；1899年，借鉴美国商法，订立了日本商法。
明治维新的重中之重是强兵，为了扩充国防实力，明治政府大力兴办国有的军工企业，同时，还积极鼓励各私人大财阀投资军工生产，并给予税收上的减免。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了《征兵令》，要求凡年龄达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一律要服兵役。现役为3年，预备役为2年，后来随着对外扩张的需要，将现役改为3年，预备役为9年。在全国总动员的情况下，兵员达40万人。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文化也显现出不同以往的精神面貌。人们开始从单纯的物质追求转向了对西方生活和行为方式的钟情，日本社会开始慢慢地走向西化。由天皇带头，人们热衷于穿洋装，看戏剧，跳交谊舞。同时，在观念上也逐渐有了现代化的倾向，比如守时、讲究卫生等。
随着国力日渐充实，日本不断地跟西方列强交涉，要求废除以前幕府与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自1894年起，日本开始就废除条约陆续和列强展开了谈判，到1911年，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全部废除。而就在逐步摆脱西方列强控制的同时，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也日渐显露，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虽然在台湾人民和清军的抵抗下，没有得到任何便宜，却因为清朝政府的软弱无能，意外地获得了巨额的赔款。1875年，日本军舰侵入朝鲜领海，蓄意挑衅，遭到守军炮击，明治政府以此为借口，逼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由此日本侵略势力进入朝鲜。1879年，日本并吞琉球国，改为冲绳县。至19世纪80年代末，以并吞朝鲜、侵略中国为主的所谓“大陆政策”基本形成。
倘若我们把“明治”理解为“明智”，便会发现，明治天皇和他的臣僚在当时复杂的内外形势下，是多么“明智”地选择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既曲折又宽敞，既给日本带来了无尽的好处，也给邻邦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不过，百年之后我们再回眸那段“明治维新”的岁月，在感叹清末“百日维新”失败的同时，也将意识到，国与国最大的差距并不在技术，而在于精神。
德川幕府退出历史舞台后，日本的武家制度也随即走向了终结。以睦仁天皇为首的新政府决意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实现民族振兴，摆脱西洋诸国的控制，将日本带入现代化强国的行列。
1868年9月3日，睦仁天皇下诏将江户改称东京，10月23日取《易经》“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之意，改年号为“明治”，于第二年将首都从京都迁到了东京，随即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的革新措施，走上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改革之路。史称“明治维新”。
维新的头一炮是从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开始的。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开始实行“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政策。所谓“版籍奉还”是指各领国将领地和百姓的统治权上交中央政府，领主失去特权，成为政府官员，以政府俸禄为生；“废藩置县”是在“版籍奉还”的基础上废除各藩国，以府、县的行政建制将全国分为3府72县，这3府分别是东京、大阪、京都，至1888年，后又并为3府42县。
明治政府还对身份等级制进行了改革，废除了“士、农、工、商”的四阶身份制，废除了公卿及各地藩主的贵族称号，统一称为“华族”；将藩主以下的武士改为“士族”；同时颁布了《废刀令》，禁止武士使用武士刀，并对全国人口重新进行登记，颁布《户籍法》，建立现代化户籍制度。
在身份制改革中，受冲击最大的是那些“士族”。1876年，明治政府颁布了《金禄公债条例》，用发行公债的方式一次性买断了“华族”和“士族”的俸禄，原本俸禄很高的“华族”获得了较高的公债额，而“士族”俸禄原本就低，所得公债额自然少得可怜，在华族享受荣华富贵时，“士族”，尤其是其中的下级武士的生活失去了依托，成为了社会的最底层。
1882年，明治政府设立日本银行，统一货币，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允许农民自由流动，土地也可自由买卖，并积极鼓励“华族”投资经营银行、铁路及其他企业，培植了一批财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各地人员来往的频繁，各地落后的交通状况急需改善。明治政府于是大兴土木，兴建公路和铁路，1872年，日本的第一条铁路——东京至横滨间的铁路通车。到1914年，日本全国铁路总里程已经超过7000公里。
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和提升文明程度的重要方面，明治政府在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依然积极地发展近代义务教育。明治政府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所中学，每1中学区下设210小学区，每一所小学区设8所小学。学校除了教授各类社会与自然科学知识外，还向学生灌输忠君爱国的思想，此外还向英、美、法、德等先进国家派出留学生。除了在学校教育中宣扬忠君爱国的思想，在民间，明治政府还大力鼓励神道教，并将其定为日本的国教，对国民进行思想控制。但是明治政府并没有限制其他宗教的存在，1873年，明治政府取消了对基督教的禁令。
在司法方面，明治政府仿效西方列强的制度，以法国刑法为基准，在1882年订立了日本刑法；1898年，以法、德民事法为基准，订立了混合式民事法；1899年，借鉴美国商法，订立了日本商法。
明治维新的重中之重是强兵，为了扩充国防实力，明治政府大力兴办国有的军工企业，同时，还积极鼓励各私人大财阀投资军工生产，并给予税收上的减免。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了《征兵令》，要求凡年龄达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一律要服兵役。现役为3年，预备役为2年，后来随着对外扩张的需要，将现役改为3年，预备役为9年。在全国总动员的情况下，兵员达40万人。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文化也显现出不同以往的精神面貌。人们开始从单纯的物质追求转向了对西方生活和行为方式的钟情，日本社会开始慢慢地走向西化。由天皇带头，人们热衷于穿洋装，看戏剧，跳交谊舞。同时，在观念上也逐渐有了现代化的倾向，比如守时、讲究卫生等。
随着国力日渐充实，日本不断地跟西方列强交涉，要求废除以前幕府与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自1894年起，日本开始就废除条约陆续和列强展开了谈判，到1911年，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全部废除。而就在逐步摆脱西方列强控制的同时，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也日渐显露，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虽然在台湾人民和清军的抵抗下，没有得到任何便宜，却因为清朝政府的软弱无能，意外地获得了巨额的赔款。1875年，日本军舰侵入朝鲜领海，蓄意挑衅，遭到守军炮击，明治政府以此为借口，逼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由此日本侵略势力进入朝鲜。1879年，日本并吞琉球国，改为冲绳县。至19世纪80年代末，以并吞朝鲜、侵略中国为主的所谓“大陆政策”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