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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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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美国波士顿
要说幸福，在那些岁月里，若是只论我们两个人，则幸福足矣。可毕竟生活并非只我两个人所独有，不知多少条线还要往前走着。
这是培真来美的第一个暑假，没了课上，一个人会更孤单。我心里惦记着他，便想着一定得找个办法消除我二人间的隔阂。岂不知，还未等我想出这法子，却是接着了父亲拍来的电报。
打开一看，却是罗家出了事。电报简短，只是说罗大人辞世，培真不日回国奔丧，嘱我前去探望。按照父亲的嘱托，我又去了河对岸的波士顿。循着原先记着的地址找过去，便是那栋在联邦街上的公寓。
门房坐着一位看管房产的中年妇人，看样子像是欧洲来的移民。她英文说起来甚是困难，煞费了些周折才明白培真昨天匆匆离去。想着他家里逢此大丧，一个人孤身海外，奔丧的路上何其凄凉之至。自己真是妄称朋友，这一年因为些琐事，疏于友情，也实在不该。我给培真留了信，拜托看门的妇人务必放在培真的房中，等他回来。
可这一等，却是一下子五个多月过去，直到二一年的十月底，才得着培真的信儿，约我一聚。整整一年不见，培真脸上不免形容憔悴。想来这几个月他万里奔丧，国事、家事压在身上也确实辛苦了。我仔细端详着他，原本为着遮盖伤疤的长发又恢复了原状，而也只是在那短短的直发中我似乎又看见了培真往日的英姿。只是，在额头的发际线之下，一条淡淡的白色疤痕却仍在提醒我他那段与美国的恩怨。
见面了，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觉着找不到合适的词句，只能说了一句：“真抱歉！”
培真紧闭着双唇，点了点头，说道：“爹爹走得有点突然。大家都没想到。其实去年离开家的时候，爹爹身子就很不好了。可他一直瞒着我们。他走了，才突然觉着，以往都没跟爹爹好好谈过，其实他也是个革命者。”
“革命者？”我喃喃地重复着这个有些陌生的词。
“是的，革命者，”培真郑重地点点头，接着说道，“爹爹在戊戌年间支持变法，在辛亥年积极保路，然后是护国、护法。这二十多年，他其实一直是在革命，只不过他们老辈子人，说不来这个词罢了。”
“家里的事都安排妥当了吗？”
“家里的事，其实我也不懂。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一块商议了。罗家也没什么浮财、祖产，谈不上分家。两位太太的生活大家一起供奉。再有，就是兄弟姐妹们将来彼此照应就好了。”
“友然哥，咱们就好比自家兄弟一样，所以我也就不瞒你了。爹爹的后事料理完了，我去了一趟广州，所以才耽误了回来的时间。”
“广州？”我不解地问道，“那儿还有你家的亲戚？”
培真摇摇头，脸上不禁露出些惋惜的神情。“友然哥，你真该回去看看。你看，你来了美国才两年，可这国内就像翻天覆地了一般。当年志希大哥就说过，五四是一场运动，从此民智就开了。然后，就在今年六月，广州设了非常大总统府，中山先生在那儿就职。要不了几年，革命一定能再成功。”
“你去广州是要参加革命党？”我想起了一年前我们的对话，心里渐渐不安起来。
“现在还不能算是参加，只能说是去看看。父亲的几个学生在广州的大总统府做事。他们其实比咱们也大不了一两岁，可是他们想的、做的，那都是天大的大事！”培真说到此处，再也按捺不住，腾地站了起来，一按窗台，坐了上去。
“你看看我这儿，政治学的书一大堆。老师在课上讲索伦立法、讲洛克的天赋人权、讲《独立宣言》和《联邦党人文集》，这么一点点看下去、讲下去，等到自己能做了，还不知道得等到哪年哪月的光景。可是在广州，咱们这样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就在写宪法、带军队。”
“我和他们一块吃住了一个星期。广州可真热，我们就光着膀子，满身流着汗，屋里别提有多臭，可是你在看他们给中国写未来。友然哥，我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那才是我要的生活。在这里读书，闷也要闷死了，恨不得现在就回去。”
“那你不要学位啦？”我不安地问道。
培真的双手啪地一声拍在白色的木窗台上，高声说道：“学位有什么用！这又不是革命大学。我答应了人家，就再上一年，多学点政治管理和法律的课程，就去广州。”
“可你父亲，要是他老人家地下有知，岂不会担心？”
培真听了这话，脸上既肃穆又激动。他眸子里流动着热烈的光芒，声音也变得庄严：“友然哥，你知道吗，从广州过来的这一路，我终于想明白了，要不我怎么会说爹爹其实也是个革命者呢。”
“我现在做的，其实真正是爹爹希望我能做的。只是他在的时候，对自家的孩子，自然除了期望还多少有几分溺爱。所以，即使他心里向着革命，能让学生去广州也不会让儿子去。可是现在爹爹没了，他要是真的地下有知，一定是会十二分地赞成我。”
我张了张嘴，却没说出声。在培真面前，我这个冒名的哥哥比起培真来，无论是勇气、果敢或是见识早已不在一处。
培真倒并未在意我的沉默。他兴奋地从窗台上跳下，扶住我的双肩，说道：“友然哥，你看我光想着自己，都忘了说大事了。我去广州，不光是给我自己看的，也帮你看了。”
“帮我看了？看什么？”我不解地问道，“我，我怕是不会革命的。”
“你怎么就不会？革命又不是就只有打枪放炮。你看看我，设计法律和制度，这也是革命。你呢，友然哥，你精通实业，这也是革命要的。中山先生写的《建国方略》里面，那实业计划，十万里的铁路，南北中的三个世界大港，直隶和山西的煤铁矿，士敏土工厂，不都得有人去干吗。”
“友然哥，你赶快把书念完，就和我一起去吧。广州不比咱们四川老家，开化得很，要是未来的嫂嫂愿意，跟你一块去，也没什么。”
“嫂嫂，”这称呼让我一时反应不过。停了停，心里才明白他指的是伊莎白，不禁一阵脸红，忙着说道：“我们，我们还没有定那事呢。”
“还没定？”培真狡黠地问道，“不都一年了吗？我记着去年这时候，你不就说和白家的小姐有默契了。难道一年了还只是默默契契的，挑不明了？现如今，就算是北京、上海、广州的新派人物可也比你们明快啦。”
我苦笑着点点头，小声地说道：“也算是明了了些，我们算是有约定吧，只是没明着谈婚论嫁。伊莎白不想让我为难，一定要我得了父亲的同意才能算是定下来了。”
培真爽朗地一笑，又拍了拍我的双肩：“友然哥，要说我这未来的嫂嫂可是真的能捏准你的命门。依我看，你肯定还没跟李老伯提起过这事吧？这只怕是让你更为难了。”
“你怎么看得这么准？”我无奈地双手抱肩：“本来想暑假的时候回去省亲，到那个时候，慢慢地和爹把这事说了。可爹爹怕耽误我的学业，不让我回去。这样的事，要是写信，我都不知如何下笔。也就耽误下来了。”
培真抿着双唇，颇有几分老成地说道：“嘿，要我看，说不准李老伯是猜出了你的心思，所以才不让你回去。”
培真这话乍听起来虽是突兀，可仔细想想却又是入情入理，让我一下子竟是怔住了。
“怎么了友然哥，”培真在我眼前挥了挥手，似是怕我失了魂儿。
“友然哥，你也真的不用这么难受。你呢，就好好地再学两年。到时候毕了业，那叫衣锦还乡，李老伯自然高兴。你趁着兴头，把这事也禀了，不就行了。”
“可伊莎白，”我话说道一半，却又咽了下去，终究不忍在培真面前说出自己无论怎样还是怕父亲过不了她眼盲这道坎儿。
我这纠结的样子必定是让培真看了也心焦，他叹了口气，缓缓地说道：“要是我爹还在就好了。我就让他劝劝李老伯。现在是新派的社会了，成家、立业这样的事，父母不能再包办了。不要说像我这样的男儿，就是女孩子现在也不讲三从四德了。”
“我在广州，那儿的大总统府里，革命女子也不少哩。我们家不就是这样。爹爹别的事上开明，可儿女的婚事还想着包办，到头来，不都是落空。培云和爹爹到最后才把这结给解开，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哎，只是这话要是长辈们之间说说也就罢了，咱们晚辈毕竟说不出口。”
培真摇摇头，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也就只得把此事暂且撇下。说起了广州，他又是神采飞扬，仍是劝着我毕业之后就去效力。
“咱们先按着中山先生的《革命方略》把革命干成了，然后等着你来按着《建国方略》去建国，最后你和嫂嫂中外一家，世界大同！”
临分手之时，我说起下个月就是感恩节了。培真即刻便答应了来白牧师家一起过节。可谁知才过了两个星期，培真便在周日的下午不期而至了。
这天正好白牧师也在，相隔几年，培真与他又在异国相见，也是高兴，便叙起旧来。伊莎白早听我说起过培真这个朋友，那天终于见着了，便小声地让我在一边给她说起培真的相貌。谈了一阵子，我问起了培真为何离着感恩节还有日子却是早来了。
“是为了暂时的告别，”培真笑着说道。他虽是笑着，可告别这词却还是让我心里一颤，担心他已做了什么决断，这就准备着要回去广州革命了。
“不过，也不一定是非要告别。如果你和我一起去，就也不用分别了。”
培真看着我脸上焦虑的神情，怕是也猜出了我误会了他的意思，便紧接着解释道：“嘿，我不是说以后去广州那事，就是现在，我要去华盛顿。去华盛顿，去声援来参加‘九国会议’的咱们国家的代表团。”
“哦，”我轻轻吁了一口气，心里觉着侥幸，培真没有问起更难回答的话题。可话又说回来，现在这个题目却也并非简单，无论是九国会议还是声援代表团，这些词我虽是明白，却又似听不大懂，而身边的伊莎白终于压不住了心中的疑问和担忧，问出了声。
“这事白牧师应该是知道的吧？”培真没有正面作答，却是把问题转给了白牧师。
“孩子们，培真说的这确实是一件大事。”白牧师把自己的座椅拉近了我们，若有所思地说道：“这也可以说是给大战时我们一起做的事情一个了断。”
白牧师顿了顿，眼睛扫过培真的脸，凝重地言道：“这次开会主要是为了裁军，特别是海军。乔治，你记不记得咱们过日本的时候，在横须贺的码头看到的那些日本的军舰。虽说目前全世界的海军里，大英帝国的和我们美国的仍是无人能够赶上，可是放在远东，放在西太平洋，那么则是日本拥有局部的优势。这就是海军条约的起因了。我看环球报上的评论，现在各国在谈的是军舰的种类和吨位之间的平衡。”
“您觉着这次会议能够成功吗？”培真也听出白牧师对此事的关注，便着急地问道。
白牧师淡淡地一笑，挥了挥手：“这事上，我也只能算是一个旁观者。我不懂政治上的事，至少没有懂到可以未卜先知。只不过是在亚洲住了那么多年，对这些事更关心许多而已。”
“那您的意思是这些事不仅是美国、英国、日本之间的事，对整个亚洲都很重要？”
白牧师面容严肃地答道：“确实是这样。甚至再往下想一想，我敢说在未来，世界和亚洲的命运是连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和平和战争可能都会来自于这个历史悠久的地方。”
“那您觉着欧洲和美国的态度呢？是否会坚持和平的要求，是否会帮着我们亚洲的人民？”培真接着问道。
白牧师无奈地摇摇头，他平日总是坚毅的脸上竟现出几丝迷茫：“这个我就真的说不好了。我想，我们中更多的人最盼着的是享用眼前的和平。大战里面，死的人太多了。”
说到这儿，白牧师顿了顿，手插入已开始夹杂银色的头发中：“整整一代人，一代年轻人，牺牲了生命，牺牲了肢体，或是毁了幸福。经历过那样的战争，我想所有的人对和平都会不遗余力地维护。”
“可是牧师，您不觉着，有的时候和平是需要流血才能维护的？如果还需要再打仗，您的国家、您的同胞和您自己会支持我们吗？”
白牧师会意地点点头，喃喃地答道：“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对不对？不过问题既然是难回答，那也就是个好问题。我愿意相信我们的国家不只为利益而存在，也不只会为利益而战。我希望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信仰，而信仰同样是去拿起武器的原因。不过，这只是我，我因为在亚洲住得时间长了，还有了像你们这样的朋友，自然更会这么想。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相信我们的国民中，好人仍是绝大多数的。他们相信自由和正义。”
“可是牧师，我记着在英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意思是说如果好人什么事都不做，那么邪恶就会得胜。”
“不错，倒是有这么一句话。埃德蒙伯克还有一句话恶人结党时，好人必需同盟，否则他们会一一倒下，成为卑劣斗争中无人怜悯的牺牲者。”
“谢谢您牧师，”培真欠身致意，真诚地说着，“也许我这么说，您会觉着我有些自大，可我觉着，我，还有我们的同志，就想做那些唤醒好人的人。”
培真顿了顿，看了我一眼，便又接着说道：“这次九国会议要讨论中国的事情。我们中国人真的希望能在这次的会议上找到公理，取消领事裁判权、外国驻军、租借地、关税自主，这些我们都要去争取。还有的，就是山东的问题。”
提起山东，培真的声音变得高亢，而我也想起了五四时的往事，便问道：“山东的问题就是前年你们在北京争的那件事？”
培真兴奋地解释道：“没错，就是那件事，而且还有那次一起的人。志希大哥去年也来了美国，这次就是他起的头。他说光是靠咱们政府在会里面争取，那还是不够的。我们要延续前年的五四运动，用学生的精神在会议外面争取。”
“会议马上就要开了，一直到感恩节，都是确定议程的预备会议。要确保我们中国的要求都能够进入日程，这一段就是最要紧的时候，所以我就不能来赴感恩节晚宴了。”
“你去这么久，那学业怎么办呢？”我有些不安地问道。
“我请了两个星期的假，也就差不多到感恩节了。要是再不够用，”培真停了下来，双手一摊，从容地答道，“要是再不够用，我也就认了。课落下了，还能再补，可是国家的事、民族的事，落下了，就再也补不上了。”
他转向白牧师，恳切地问道：“牧师，您知道我和友然哥从小要好。我真的很希望他能和我一起去。我们中国这一代年轻人，都该尽自己的力量去参加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革命。此时此刻能够在美国，能够参与我们这样的运动的中国学生与全中国四万万人相比，何其之少，所以说这是殊荣。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和我们的子孙后代说起，自己曾亲身经历过那些让我们的国家获得新生的伟大的事件。”
此时，培真已是慷慨激昂，那股热情的激荡不亚于任何一次哈佛的毕业演说。他或许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冲动，就让自己的声音缓和下来，有些抱歉地解释道：“牧师，我是不是一下子说得太激动了？我就是希望友然哥能和我一道分享这样的殊荣。您能同意吗？”
白牧师并没有马上作答，而是思考了片刻后才字斟句酌地开了口：“首先，我要说，我不会给予乔治我的同意。这是因为我已没有这样的权利。乔治已经满了二十一岁，他如果是美国公民，便能够投票选举总统。他已经完全成人，也有自己自由的意志，所以一切的事只需要他自己决定。”
培真感激地点点头，说道：“谢谢您牧师。”
可听了这声道谢，白牧师并没有客气地微笑，而是更加严肃地接着说道：“不要谢我太早。孩子，我还有两点没有说完。我要说的是—其次，我也不会用我曾经的监护人的身份，或是乔治对我的尊重去影响他的思考，除非他要求我这样做。”
白牧师顿了顿，灰蓝色的眸子在我和培真的脸上慢慢扫过，继而与培真的双目对视：“最后，我希望你也答应我，不要用你和培真的友情去影响他的思考，除非他要求你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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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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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美国波士顿
要说幸福，在那些岁月里，若是只论我们两个人，则幸福足矣。可毕竟生活并非只我两个人所独有，不知多少条线还要往前走着。
这是培真来美的第一个暑假，没了课上，一个人会更孤单。我心里惦记着他，便想着一定得找个办法消除我二人间的隔阂。岂不知，还未等我想出这法子，却是接着了父亲拍来的电报。
打开一看，却是罗家出了事。电报简短，只是说罗大人辞世，培真不日回国奔丧，嘱我前去探望。按照父亲的嘱托，我又去了河对岸的波士顿。循着原先记着的地址找过去，便是那栋在联邦街上的公寓。
门房坐着一位看管房产的中年妇人，看样子像是欧洲来的移民。她英文说起来甚是困难，煞费了些周折才明白培真昨天匆匆离去。想着他家里逢此大丧，一个人孤身海外，奔丧的路上何其凄凉之至。自己真是妄称朋友，这一年因为些琐事，疏于友情，也实在不该。我给培真留了信，拜托看门的妇人务必放在培真的房中，等他回来。
可这一等，却是一下子五个多月过去，直到二一年的十月底，才得着培真的信儿，约我一聚。整整一年不见，培真脸上不免形容憔悴。想来这几个月他万里奔丧，国事、家事压在身上也确实辛苦了。我仔细端详着他，原本为着遮盖伤疤的长发又恢复了原状，而也只是在那短短的直发中我似乎又看见了培真往日的英姿。只是，在额头的发际线之下，一条淡淡的白色疤痕却仍在提醒我他那段与美国的恩怨。
见面了，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觉着找不到合适的词句，只能说了一句：“真抱歉！”
培真紧闭着双唇，点了点头，说道：“爹爹走得有点突然。大家都没想到。其实去年离开家的时候，爹爹身子就很不好了。可他一直瞒着我们。他走了，才突然觉着，以往都没跟爹爹好好谈过，其实他也是个革命者。”
“革命者？”我喃喃地重复着这个有些陌生的词。
“是的，革命者，”培真郑重地点点头，接着说道，“爹爹在戊戌年间支持变法，在辛亥年积极保路，然后是护国、护法。这二十多年，他其实一直是在革命，只不过他们老辈子人，说不来这个词罢了。”
“家里的事都安排妥当了吗？”
“家里的事，其实我也不懂。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一块商议了。罗家也没什么浮财、祖产，谈不上分家。两位太太的生活大家一起供奉。再有，就是兄弟姐妹们将来彼此照应就好了。”
“友然哥，咱们就好比自家兄弟一样，所以我也就不瞒你了。爹爹的后事料理完了，我去了一趟广州，所以才耽误了回来的时间。”
“广州？”我不解地问道，“那儿还有你家的亲戚？”
培真摇摇头，脸上不禁露出些惋惜的神情。“友然哥，你真该回去看看。你看，你来了美国才两年，可这国内就像翻天覆地了一般。当年志希大哥就说过，五四是一场运动，从此民智就开了。然后，就在今年六月，广州设了非常大总统府，中山先生在那儿就职。要不了几年，革命一定能再成功。”
“你去广州是要参加革命党？”我想起了一年前我们的对话，心里渐渐不安起来。
“现在还不能算是参加，只能说是去看看。父亲的几个学生在广州的大总统府做事。他们其实比咱们也大不了一两岁，可是他们想的、做的，那都是天大的大事！”培真说到此处，再也按捺不住，腾地站了起来，一按窗台，坐了上去。
“你看看我这儿，政治学的书一大堆。老师在课上讲索伦立法、讲洛克的天赋人权、讲《独立宣言》和《联邦党人文集》，这么一点点看下去、讲下去，等到自己能做了，还不知道得等到哪年哪月的光景。可是在广州，咱们这样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就在写宪法、带军队。”
“我和他们一块吃住了一个星期。广州可真热，我们就光着膀子，满身流着汗，屋里别提有多臭，可是你在看他们给中国写未来。友然哥，我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那才是我要的生活。在这里读书，闷也要闷死了，恨不得现在就回去。”
“那你不要学位啦？”我不安地问道。
培真的双手啪地一声拍在白色的木窗台上，高声说道：“学位有什么用！这又不是革命大学。我答应了人家，就再上一年，多学点政治管理和法律的课程，就去广州。”
“可你父亲，要是他老人家地下有知，岂不会担心？”
培真听了这话，脸上既肃穆又激动。他眸子里流动着热烈的光芒，声音也变得庄严：“友然哥，你知道吗，从广州过来的这一路，我终于想明白了，要不我怎么会说爹爹其实也是个革命者呢。”
“我现在做的，其实真正是爹爹希望我能做的。只是他在的时候，对自家的孩子，自然除了期望还多少有几分溺爱。所以，即使他心里向着革命，能让学生去广州也不会让儿子去。可是现在爹爹没了，他要是真的地下有知，一定是会十二分地赞成我。”
我张了张嘴，却没说出声。在培真面前，我这个冒名的哥哥比起培真来，无论是勇气、果敢或是见识早已不在一处。
培真倒并未在意我的沉默。他兴奋地从窗台上跳下，扶住我的双肩，说道：“友然哥，你看我光想着自己，都忘了说大事了。我去广州，不光是给我自己看的，也帮你看了。”
“帮我看了？看什么？”我不解地问道，“我，我怕是不会革命的。”
“你怎么就不会？革命又不是就只有打枪放炮。你看看我，设计法律和制度，这也是革命。你呢，友然哥，你精通实业，这也是革命要的。中山先生写的《建国方略》里面，那实业计划，十万里的铁路，南北中的三个世界大港，直隶和山西的煤铁矿，士敏土工厂，不都得有人去干吗。”
“友然哥，你赶快把书念完，就和我一起去吧。广州不比咱们四川老家，开化得很，要是未来的嫂嫂愿意，跟你一块去，也没什么。”
“嫂嫂，”这称呼让我一时反应不过。停了停，心里才明白他指的是伊莎白，不禁一阵脸红，忙着说道：“我们，我们还没有定那事呢。”
“还没定？”培真狡黠地问道，“不都一年了吗？我记着去年这时候，你不就说和白家的小姐有默契了。难道一年了还只是默默契契的，挑不明了？现如今，就算是北京、上海、广州的新派人物可也比你们明快啦。”
我苦笑着点点头，小声地说道：“也算是明了了些，我们算是有约定吧，只是没明着谈婚论嫁。伊莎白不想让我为难，一定要我得了父亲的同意才能算是定下来了。”
培真爽朗地一笑，又拍了拍我的双肩：“友然哥，要说我这未来的嫂嫂可是真的能捏准你的命门。依我看，你肯定还没跟李老伯提起过这事吧？这只怕是让你更为难了。”
“你怎么看得这么准？”我无奈地双手抱肩：“本来想暑假的时候回去省亲，到那个时候，慢慢地和爹把这事说了。可爹爹怕耽误我的学业，不让我回去。这样的事，要是写信，我都不知如何下笔。也就耽误下来了。”
培真抿着双唇，颇有几分老成地说道：“嘿，要我看，说不准李老伯是猜出了你的心思，所以才不让你回去。”
培真这话乍听起来虽是突兀，可仔细想想却又是入情入理，让我一下子竟是怔住了。
“怎么了友然哥，”培真在我眼前挥了挥手，似是怕我失了魂儿。
“友然哥，你也真的不用这么难受。你呢，就好好地再学两年。到时候毕了业，那叫衣锦还乡，李老伯自然高兴。你趁着兴头，把这事也禀了，不就行了。”
“可伊莎白，”我话说道一半，却又咽了下去，终究不忍在培真面前说出自己无论怎样还是怕父亲过不了她眼盲这道坎儿。
我这纠结的样子必定是让培真看了也心焦，他叹了口气，缓缓地说道：“要是我爹还在就好了。我就让他劝劝李老伯。现在是新派的社会了，成家、立业这样的事，父母不能再包办了。不要说像我这样的男儿，就是女孩子现在也不讲三从四德了。”
“我在广州，那儿的大总统府里，革命女子也不少哩。我们家不就是这样。爹爹别的事上开明，可儿女的婚事还想着包办，到头来，不都是落空。培云和爹爹到最后才把这结给解开，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哎，只是这话要是长辈们之间说说也就罢了，咱们晚辈毕竟说不出口。”
培真摇摇头，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也就只得把此事暂且撇下。说起了广州，他又是神采飞扬，仍是劝着我毕业之后就去效力。
“咱们先按着中山先生的《革命方略》把革命干成了，然后等着你来按着《建国方略》去建国，最后你和嫂嫂中外一家，世界大同！”
临分手之时，我说起下个月就是感恩节了。培真即刻便答应了来白牧师家一起过节。可谁知才过了两个星期，培真便在周日的下午不期而至了。
这天正好白牧师也在，相隔几年，培真与他又在异国相见，也是高兴，便叙起旧来。伊莎白早听我说起过培真这个朋友，那天终于见着了，便小声地让我在一边给她说起培真的相貌。谈了一阵子，我问起了培真为何离着感恩节还有日子却是早来了。
“是为了暂时的告别，”培真笑着说道。他虽是笑着，可告别这词却还是让我心里一颤，担心他已做了什么决断，这就准备着要回去广州革命了。
“不过，也不一定是非要告别。如果你和我一起去，就也不用分别了。”
培真看着我脸上焦虑的神情，怕是也猜出了我误会了他的意思，便紧接着解释道：“嘿，我不是说以后去广州那事，就是现在，我要去华盛顿。去华盛顿，去声援来参加‘九国会议’的咱们国家的代表团。”
“哦，”我轻轻吁了一口气，心里觉着侥幸，培真没有问起更难回答的话题。可话又说回来，现在这个题目却也并非简单，无论是九国会议还是声援代表团，这些词我虽是明白，却又似听不大懂，而身边的伊莎白终于压不住了心中的疑问和担忧，问出了声。
“这事白牧师应该是知道的吧？”培真没有正面作答，却是把问题转给了白牧师。
“孩子们，培真说的这确实是一件大事。”白牧师把自己的座椅拉近了我们，若有所思地说道：“这也可以说是给大战时我们一起做的事情一个了断。”
白牧师顿了顿，眼睛扫过培真的脸，凝重地言道：“这次开会主要是为了裁军，特别是海军。乔治，你记不记得咱们过日本的时候，在横须贺的码头看到的那些日本的军舰。虽说目前全世界的海军里，大英帝国的和我们美国的仍是无人能够赶上，可是放在远东，放在西太平洋，那么则是日本拥有局部的优势。这就是海军条约的起因了。我看环球报上的评论，现在各国在谈的是军舰的种类和吨位之间的平衡。”
“您觉着这次会议能够成功吗？”培真也听出白牧师对此事的关注，便着急地问道。
白牧师淡淡地一笑，挥了挥手：“这事上，我也只能算是一个旁观者。我不懂政治上的事，至少没有懂到可以未卜先知。只不过是在亚洲住了那么多年，对这些事更关心许多而已。”
“那您的意思是这些事不仅是美国、英国、日本之间的事，对整个亚洲都很重要？”
白牧师面容严肃地答道：“确实是这样。甚至再往下想一想，我敢说在未来，世界和亚洲的命运是连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和平和战争可能都会来自于这个历史悠久的地方。”
“那您觉着欧洲和美国的态度呢？是否会坚持和平的要求，是否会帮着我们亚洲的人民？”培真接着问道。
白牧师无奈地摇摇头，他平日总是坚毅的脸上竟现出几丝迷茫：“这个我就真的说不好了。我想，我们中更多的人最盼着的是享用眼前的和平。大战里面，死的人太多了。”
说到这儿，白牧师顿了顿，手插入已开始夹杂银色的头发中：“整整一代人，一代年轻人，牺牲了生命，牺牲了肢体，或是毁了幸福。经历过那样的战争，我想所有的人对和平都会不遗余力地维护。”
“可是牧师，您不觉着，有的时候和平是需要流血才能维护的？如果还需要再打仗，您的国家、您的同胞和您自己会支持我们吗？”
白牧师会意地点点头，喃喃地答道：“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对不对？不过问题既然是难回答，那也就是个好问题。我愿意相信我们的国家不只为利益而存在，也不只会为利益而战。我希望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信仰，而信仰同样是去拿起武器的原因。不过，这只是我，我因为在亚洲住得时间长了，还有了像你们这样的朋友，自然更会这么想。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相信我们的国民中，好人仍是绝大多数的。他们相信自由和正义。”
“可是牧师，我记着在英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意思是说如果好人什么事都不做，那么邪恶就会得胜。”
“不错，倒是有这么一句话。埃德蒙伯克还有一句话恶人结党时，好人必需同盟，否则他们会一一倒下，成为卑劣斗争中无人怜悯的牺牲者。”
“谢谢您牧师，”培真欠身致意，真诚地说着，“也许我这么说，您会觉着我有些自大，可我觉着，我，还有我们的同志，就想做那些唤醒好人的人。”
培真顿了顿，看了我一眼，便又接着说道：“这次九国会议要讨论中国的事情。我们中国人真的希望能在这次的会议上找到公理，取消领事裁判权、外国驻军、租借地、关税自主，这些我们都要去争取。还有的，就是山东的问题。”
提起山东，培真的声音变得高亢，而我也想起了五四时的往事，便问道：“山东的问题就是前年你们在北京争的那件事？”
培真兴奋地解释道：“没错，就是那件事，而且还有那次一起的人。志希大哥去年也来了美国，这次就是他起的头。他说光是靠咱们政府在会里面争取，那还是不够的。我们要延续前年的五四运动，用学生的精神在会议外面争取。”
“会议马上就要开了，一直到感恩节，都是确定议程的预备会议。要确保我们中国的要求都能够进入日程，这一段就是最要紧的时候，所以我就不能来赴感恩节晚宴了。”
“你去这么久，那学业怎么办呢？”我有些不安地问道。
“我请了两个星期的假，也就差不多到感恩节了。要是再不够用，”培真停了下来，双手一摊，从容地答道，“要是再不够用，我也就认了。课落下了，还能再补，可是国家的事、民族的事，落下了，就再也补不上了。”
他转向白牧师，恳切地问道：“牧师，您知道我和友然哥从小要好。我真的很希望他能和我一起去。我们中国这一代年轻人，都该尽自己的力量去参加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革命。此时此刻能够在美国，能够参与我们这样的运动的中国学生与全中国四万万人相比，何其之少，所以说这是殊荣。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和我们的子孙后代说起，自己曾亲身经历过那些让我们的国家获得新生的伟大的事件。”
此时，培真已是慷慨激昂，那股热情的激荡不亚于任何一次哈佛的毕业演说。他或许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冲动，就让自己的声音缓和下来，有些抱歉地解释道：“牧师，我是不是一下子说得太激动了？我就是希望友然哥能和我一道分享这样的殊荣。您能同意吗？”
白牧师并没有马上作答，而是思考了片刻后才字斟句酌地开了口：“首先，我要说，我不会给予乔治我的同意。这是因为我已没有这样的权利。乔治已经满了二十一岁，他如果是美国公民，便能够投票选举总统。他已经完全成人，也有自己自由的意志，所以一切的事只需要他自己决定。”
培真感激地点点头，说道：“谢谢您牧师。”
可听了这声道谢，白牧师并没有客气地微笑，而是更加严肃地接着说道：“不要谢我太早。孩子，我还有两点没有说完。我要说的是—其次，我也不会用我曾经的监护人的身份，或是乔治对我的尊重去影响他的思考，除非他要求我这样做。”
白牧师顿了顿，灰蓝色的眸子在我和培真的脸上慢慢扫过，继而与培真的双目对视：“最后，我希望你也答应我，不要用你和培真的友情去影响他的思考，除非他要求你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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